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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发布时间: 2014-06-19 17:29:56     浏览次数:  

 

编者按:为了庆祝七一,我们开辟了《朝花夕拾》专栏,邀请部分离休干部追忆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的往事。通过这些离休干部的回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诠释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们期望,以此激励年轻人勿忘国耻,勿忘艰苦奋斗,勿忘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拼搏。

本组文章系人文学院的学生采访几位离休老干部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

悼念安挺远同志平凡的一生

——访宋香慧老人

汉语言文学1301班赵蕊迪 邓福林 记录整理

七一前夕,我们来到前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宋香慧同志家中,听她讲当年的故事。她说:“革命的历史是不容忘记的”。随即谈到了她已故的丈夫安挺远同志。今天,让我们随着宋香慧的思绪回到那远去的年代,追思她的夫君安挺远同志革命的一生,把共和国伟大历程中的一个小片段,记录下来,奉献给大家。

安挺远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到燕南抗大学习,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回到冀中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历任政治指导员、大队政委、政治处主任、野战医院政委等职。全国解放以后,安挺远同志先后被调到空军八航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担任训练部门的领导工作,为培养人民空军的技术人员做出了贡献。一九六三年,安挺远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武汉机械学院教务处处长等职务,为人民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安挺远同志来到华中工学院后,担任院人民武装部的负责人,他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民兵建设的一系列指示,虽然疾病缠身,仍忘我工作,比如坚持带病写讲稿,带病给各系的学员讲军事理论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安挺远同志因心脏病复发,经住院治疗无效,不幸逝世,终年五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

宋香慧同志把思绪拉到抗战时期。在残酷的抗战斗争中,安挺远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不怕死的精神与日本鬼子周旋,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与战友们坚持敌后游击战。两年的县城工作和两年的农村工作,真的比电影上所描述的还要接近死亡。直到现在,宋香慧回想起来仍旧有些胆战心惊。正是在这四年中,他光荣的获得了先进模范指导员的荣誉,获得很多奖励。在1942510日,安挺远作为游击战的战士,参与了针对日军五一大扫荡的反扫荡作战。在安挺远的人生历程中,总共负伤五次,两次重伤三次轻伤,最严重的一次,炮弹弹皮直接射入脑内,直到老人病逝都未取出。

战争结束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没过几年平静的日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这个左倾思想十分严重的“革命”中,安挺远同志敢于讲真话的铁骨铮铮的军人性格让他遭了不少罪,还曾经背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的冲击。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安挺远仍然忧国忧民,思虑着党和国家命运。他心情压抑,郁结苦闷于心,最终诱发了心脏病。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以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夜以继日撰写革命回忆录,希望能给后人留点有益的东西。

宋香慧同志深情地怀念说:“我和老伴是组织介绍结婚的。那时老伴在五一大扫荡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我在后勤部工作。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便结婚。结婚十几天就分开两地工作了。直到第一个孩子一岁多,才再次见面。全国解放后才真正生活在一起。建国初期,因两人工作时间相错,各忙各的,每天相处时间很短,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只有文革时在家相处时间较长。”

“他这一生真的可以说是奋斗的一生,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一生。战场上不惧生死,解放后工作中勤勤恳恳,认认真真。文革后心脏病病危时仍坚持写报告(宋香慧同志提到此处时不禁哽咽)。他的早逝,让人扼腕痛惜,人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失声痛哭。”

宋香慧同志介绍说:“安挺远的父亲是位教师,母亲去世很早,继母对他不好,从小吃了很多苦。参加革命后,东征西战,饱经磨难。他这个人文静,诚实,老实,和气,群众关系很好,说说笑笑,非常热情。和他相比,我相对急躁一些,可是我们在一起三十多年从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宋香慧提到此处时再次哽咽)解放后,他54岁就走了,我自己一人抚养三个孩子,直到成家立业。他没完成的任务我替他完成了……”

在悼词中,组织是这样描述安挺远同志的:“……安挺远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胜战的革命意志,积极为党工作……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对通知热情诚恳,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安挺远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愿所有为共和国做出过贡献的人安息!

从八路军卫生员到城建学院卫生科长

——记宋绍瑛老人

汉语言文学1202班 滕琳 记录整理

红尘滚滚,昂扬精神屹立不倒;岁月匆匆,为国之心未曾动摇。

生于1926年的宋绍瑛同志可以说是经历了中国最艰苦的几十年。让我们随着宋绍英同志的人生步履,回顾世事沧桑,感叹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了华北地区,宋绍瑛同志也因此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后进入私塾跟先生读书,在这段时间先后学了上论(孔子)、下论(孟子)。紧接着局势愈来愈严峻,由于日寇的骚扰,私塾再也读不下去了。

1943年,年仅17岁的宋绍瑛同志选择当兵,加入了八路军游击队。当时八路军编制并不很正式,游击队里五六十人,都是十几二十岁因为生活动荡、环境恶劣而读不下去书的年轻人。

当年敌强我弱,白天日本兵活动频繁,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因而游击队员白天通常暂躲到老百姓家中,夜间袭击日伪军,即使晚上休息,为避敌人耳目,有时一晚上换好几家住处。宋绍英同志回忆,那时候时局不稳,老百姓生活贫苦,每顿饭吃的都是小米稀饭。

1944年部队由肥城经石宏后转战到黄河西(当时属于敌占区),此时宋绍英同志在游击队中担任卫生员,由此开始了他的医务生涯。在独立一团前线工作,由卫生员、卫生班长做到医助。

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队伍。在八路军中的那些年,宋绍英同志亲眼目睹见证了老百姓踊跃支前的动人场景,也因为百姓的积极参入支持,抗战期间八路军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宋绍英同志跟随八路军(时年9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随部队从山东到河北最终到达山西,四处转战。宋绍英同志回忆说那时一晚上队伍行进一百多里地。

抗战胜利后刚开始与国民党军队打仗时,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编制明确、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强,不可一世,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此时正逢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史称重庆谈判双十谈判。战士们为毛泽东此行的安危担心。但毛泽东说了一句让战士们感动鼓舞的话,宋绍英同志动情地回忆道,这句话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们打得越厉害,赢得胜利越多,我就越安全。极大鼓舞了军中士气。上党战役打响,就是这些手拿劣质武器的八路军,歼灭了国军大量的有生力量,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强化了重庆谈判中共的话语权。

1945年的平汉战争中,解放军占领了武汉到北京的铁路沿线,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向北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

回想起19477月的羊山集战役,宋绍英同志用“残酷”一词来形容它。宋绍英同志所在部队四位领导,三位阵亡,一位重伤,虽然最终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国名党的失败告终,但解放军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1947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原解放区的苦战开始。当时宋绍英同志属于陈再道的二纵队,随部队转移至大别山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缺衣少食,连盐都吃不上,解放军只能靠老百姓偷偷送粮食、蔬菜等生活维持基本的生活。到了冬天,战士们还是穿草鞋,着单衣。部队官兵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浴血战斗。全国战场处于胶着状态,蒋介石抽调精锐部队将解放军围困在大别山,企图一举歼灭。当时国民党四五十个师(旅)驻扎于此,而解放军只有六个纵队,兵力悬殊。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刘邓领导运筹帷幄,解放军成功突围,北上与增援部队胜利会师,获得了一些物质补给,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1948年宋绍英同志所在部队进入河南南阳的伏牛山坚持战斗,在异常恶劣的条件下,解放军出色的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而宋绍英同志也在为抢救伤员过程中不幸被子弹击中,成为光荣的残疾军人。

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陈毅说,淮海战争的胜利,是解放区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宋绍瑛同志也亲眼目睹见证了老百姓踊跃支前的场景,老百姓即使在艰辛困难依然为解放军运送给养。

建国后后,组织为照顾宋绍英同志,安排他住进中南荣誉军人总局——荣军总医院疗伤。1953年后分配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先后担任卫生科长、人事科长等职务,文革期间还被发配农村当农民。

宋绍英感叹道:“建国后我们党走了一些歪路。肃反运动还好,“反右”后来扩大化,194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革”中陈毅、贺龙等老将领也都受到了错误冲击不公正待遇。” 宋绍英同志对党的认识非常客观理性,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不停地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正如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宋绍英表示,解放战争期间,每当战争到了胶着阶段,没有进展或是眼看就没希望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总是能提出正确的战略思想,引导解放军摆脱困境,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宋绍瑛同志认为对领导人的功绩和错误都不能一概而论,最重要的是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固然犯过一些错误,但他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一功绩值得被永远铭记。

1986年宋绍英同志回忆筹建城建学院时,校址选在一片荒山田野之中。宋绍英与当时参加建校的同仁,不分职务、部分岗位、不分老少,只要是工作需要什么都干,丈量土地、扛杆子、跑上级部门寻求支持等。岁月匆匆流失,当年的蛮荒之地,如今就像一个大花园,繁花似锦,高楼林立,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大学。

烽火岁月里,战争异常残酷。追忆往昔总是免不了感慨和伤神,宋绍英的私塾先生惨遭日寇杀害;老人送儿上战场、新婚妻子送丈夫参军杀敌的感人场景还历历在目,第二天的烈士名单上就印上了他们的名字,如此残酷的现实下,八路军却能日益发展壮大……宋绍瑛同志对先烈们充满了感激和敬仰。

战争是残酷的,它充斥着残酷的枪炮声和殷红的鲜血。如今我们追忆往昔,忆苦思甜,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发展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稳的环境,宋绍英同志叮嘱我们要珍惜眼下的幸福生活,不要忘记前辈的付出和牺牲,更不能辜负这美好的时光。

联系现实,宋绍瑛同志也谈了一些时下的热点话题,宋绍瑛老人每天读报看电视,让我了解到很多过来人独到的看法和见解。首先是那段曾亲身经历的日子。谈及当下的抗战片,宋绍英同志表示自己是想看又看不懂。既想看当年的战争场景,回忆从前的艰苦岁月;然而很多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与电影,对历史缺乏严肃的态度,无法让年轻人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不易。因此宋绍英同志强调,“真实的东西不能被丢掉”,我们做什么“一定要发扬真实的东西”。关于医患关系一事,曾担任城建学院卫生科长的宋绍英同志认为。首先,医生不能见利忘义,要铭记白衣天使的职责,勇于担当。其次,现在少数患者的就医态度和目的不纯,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确实因为能力所限而导致悲剧时,家属也不能趁机敲诈勒索。当然,现在部分医院、医生的态度也是存在问题,譬如急救中不交钱不看病的规定缺乏基本的人性,应当改进;医生不能为了一己私利乱开药、多开药。同时宋绍英也表示医生压力很大,医患双方应互相理解,双方都应提升素质。藉此,老人谈到了中国过马路这一现象,表示人们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以实现更好的和谐。

最后,宋绍英同志指出,当下的中国国富民安,发展势头总体向好实属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提到习总书记的“中国梦”,宋绍英也谈了自己的希望:第一,国家安定,这个很大程度上要靠人们的爱心。培养爱心十分重要,譬如在教育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妥善处理师生关系、人际关系,学会感恩等;第二,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尤其是年轻人,更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滚滚红尘中,青山昂扬屹立不倒;匆匆岁月里,为国之心未曾动摇。宋绍瑛同志已有的生命经历里充满了波荡和曲折,但他依然热爱生活、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充满着希望。我想,只有真正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这个世界的好与坏、也才有资格评价这个世界。宋绍英同志如此宽容、乐观的精神和感恩、平和的生活态度实在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最后的最后,还是祝宋绍瑛同志及其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请相信上述的故事会被人们铭记、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优秀精神传统会被继续发扬。

鸭绿江边军歌嘹亮

——访抗美援朝老战士袁积学

对外汉语1201班 王继蓉 记录整理

隐约的炮声飞跃鸭绿江,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北三省。1950625日,这一天化作了一颗琥珀化石永久地藏在了袁老的心里。

那天,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小伙,在家人怜惜与不舍的注视下,毅然地走入到了战争的队伍里。这个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眼神笃定,意气风发,尽管他对家也有千分万分的依恋,尽管他对前方也有无数未知的迷茫。然而,好男儿志在四方与保家卫国的壮志却更坚定了他的步伐。在号角吹响的那一刻,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离开故土的征程。

清幽的长白山,澄澈的松花江,吱呀的乌篷船,还有那满地的大豆高粱,这片养育了袁积学同志的黑土地,此刻正含情脉脉地目送着这些年轻的壮士远行,目送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那还是一个没有飞机支援和先进武器装备的时代,作战的唯一方式就是靠步行。而当时,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生命的脆弱和战争的残酷。在朝鲜,一路所见都已是满地疮痍和废墟。金秋十月,金黄的麦穗和成熟的瓜果并没有遍布朝鲜的土地,从天而降的子弹和大炮却让人们原本幸福安宁的家园变得面目全非。房角的残骸下,婴儿在哭泣,大地在颤抖。一切的战争都是罪恶。当时年轻的袁老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感,他想到了远隔千里的亲人。只有尽全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啊!保家卫国,义无反顾。只要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奔赴战场,勇往直前。

现在的袁老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是看上去依然那么精神矍铄,幽默健谈。可是袁老却告诉我,他已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现在每周都要去校医院做检查。不过,他觉得这并不值一提,因为当年战争遗留给士兵的还有更严重的疾病,甚至是死亡。回忆起当年行军途中的情景,老人不禁声音哽咽,眼神凝固,彷佛当时的情景就在眼前。士兵们白天上山躲起来,晚上匆匆做点饭吃,然后就行军赶路。军需跟不上,没有菜吃,没有粮吃,微乎其微的炒面和压缩饼干根本就填不饱肚子。由于营养缺乏,很多人都得了夜盲症,可是还是要夜间行进。行军途中长时间不能好好休息睡觉,只能边走边睡,前边的人停下后边人撞上了才醒,就如行尸走肉一样。可是一到战场上,困意立刻全没有了,因为事关民族存亡,肩负保家卫国的重任。朝鲜十月份就下雪,战士们每天都睡在雪地里,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只有随身的衣服,能有一把稻草垫下就很不错了。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以大地为席,以天空为被,用自己伟岸的身躯抵挡住了潇潇大雪的严寒,渴望迎来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他们的梦里,也许还有妈妈做饭的菜香,还有爸爸温暖的笑脸。

生活上的艰苦袁老不想多说,因为这是作为一名共和国卫士必须的经历。战况紧张。美国的飞机特别器张,飞得比树梢还低,白天他们都不能动,只有到了晚上才是他们的天下。春节时,祖国人民送来了各种年货,还没来得及享用,敌人就来进攻了。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放下喜悦和牵挂,去迎战敌人。除此之外,武器弹药的供应也很困难。他们只能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消灭敌人。袁积学同志回忆,在第四次战役时,他们担任穿插任务,整整一晚上插入敌人后方几十里。四周都是敌人,士兵们配合友军一举歼灭敌人,最终取得了第四次战役的胜利。

袁积学回忆战争的口吻是那么地云淡风轻,可事实上,那三年来他每一天的精神都是紧绷的。时常眼睁睁地看到自己身边的好战友就这么倒下了,除了痛心惋惜,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亲人,还能不能重新踏上那片黑土。可战士们无怨无悔,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活着就打,死了就算了。这就是他当年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袁积学同志是1970年来华科工作的,于1987年离休。现在这个依然能高谈阔论,身体健朗的老人有三个儿子,膝下也已是儿孙满堂,可以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了。可是他却告诫我,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啊,要好好珍惜,好好学本领,长见识,服务社会,革命先辈们的血才能不白流。

“铁心跟定共产党”

——听李冬奶奶讲革命

头一天在联系李冬老师的时候,从电话中就感觉到了她的亲切,这也使我几天以来紧张忐忑的心情稍有平复。然而或许是因为第一次的紧张,我还是闹了个大乌龙,电话里,李冬老师告诉我她的住址是在32单元,我硬是给记成了第32栋,所以第二天,当我站在32栋下面,刚结束与李冬老人的通话时,真想把自己脑子狠狠拍几下。令我吃惊的是,李冬老师居然在32单元下面等我,说不感动也是假的。刚坐下来的时候,李冬老师就让我猜她的年纪,她看上去很年轻,脸上并没有什么皱纹,肤色也很白,看上去很健康,而我奶奶今年75岁了,脸上早已爬满了皱纹,相比之下,我觉得李冬老师最大也不超过72岁,可是她却告诉我她有86了,并且还说不用叫她老师,就叫奶奶就可以。之前我对李冬老师的了解是她在职时是学校总支书记,而我一个文科生,着实担心李老师不好亲近,不过事实表明我很幸运。

奶奶告诉我,她记忆里最深刻的,也是她最想向别人讲的一段故事,就是与共产党结缘前后的那段经历。(下面文字以奶奶口吻描述)

解放以前,东北辽宁长期遭到日军侵犯,战火连绵,每天都有无辜的平民惨遭杀害,而我的父母很不幸的就在其中,那时我还是八九岁的样子,家中就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年幼的妹妹。很遗憾,妹妹在被带离家不久后,也没能存活下来。

随后,哥哥被日军给抓进了监狱,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姐姐两个小女孩相依为命。不久,哥哥因判监外之刑而不用蹲在阴冷残酷的监狱里,但他不仅活动范围受到限制,而且还要定时向宪兵报告自己的情况。面临局势随时发生变化的危险,哥哥毅然决定要逃离出去,他不愿坐以待毙,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亡国奴,虽然当时在日军统治下,由关外入关内是十分困难的,但哥哥想方设法还是入了关。关外被日本人控制,而关内则是国民党的天下,哥哥辗转来到重庆,并加入了以抗日、抗蒋为主要任务的地下共产党。

哥哥的逃离对我们姐妹俩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活上已是食不饱肚,衣不御寒,还要时时面临宪兵的骚扰以及邻里的疏离。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日军战败,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内战开始了,共产党地下党员动员去东北,当时东北是被苏联占领的。哥哥也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哥哥告诉我们共产党的种种好处,极力鼓动我们追求进步,加入共产党,说实话,我和姐姐当时都不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只是把它当做一根救命稻草,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这暗无天日的苦难时光了。

1946年,我16岁,哥哥把我和姐姐送入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带领的一个有着十来人的共产党队伍后就离开了。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们遇到了生命中堪比亲人的良师益友。

由于家庭颇具影响力,张学思当时担任了辽宁省政府主席,他带领着我们奔赴辽宁省本溪市,但是相比于共产党的徒步之行,国民党有飞机,火车,很快就追赶上了,我们不得已北上,先后经过长春,哈尔滨,佳木斯。

一天夜里,我们搭乘一辆载有粮食和汽油的货车,在经过梅河口(位于吉林省)的时候遭遇国民党的炮火轰炸,司机当场被炸死,车子也在跌跌撞撞中停了下来。我们吓坏了,真的以为今晚就得命丧于此,可是队员们不顾生命危险,掩护着我们,带我们躲避,连日的害怕,惶恐被感动覆盖,那一刻,我们内心开始真正的接受共产党。

到达长春之后,我们又被送到另一个队伍,队里面有很多和我们姐妹一样不识字的人,所以大家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学校,教我们学习。不料这里也遭到国民党袭击,我们只得跟随队伍转移。

队伍行径于长春哈尔滨之间,在一个叫做陶赖昭的地方,我们遭遇到了更大规模的轰炸。抵达哈尔滨后的我们,衣着单薄,举目无亲,忍受着刺骨的寒冷,这寒冷,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然而在这漫无天际的严寒里,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丝丝的温暖,共产党员们纷纷把他们的衣服塞给我们。

占领了沈阳、长春的国民党继续向哈尔滨迈进,我们姐妹俩又踏上了去佳木斯(东北最北的城市,也是中苏边境)的旅程。那里遍地荒凉,我们称之为“北大荒”,除环境艰苦外,我们还遭受着土匪,国民党地下军的攻击。

夜里,女孩子们都睡在房间里的木板大床上,不脱衣、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快速撤离。负责照看、守护我们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老师(其中有一位张老师后来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党委书记一职)等长辈们,他们整宿不睡,就在门外坐着,替我们站岗放哨。枪声一响起来,我们就被叫醒,一个挽着一个蹲下,避免被横扫进来的子弹射到,每夜每夜我们都这么度过,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惊心动魄,但我们更多的是对那些舍命保护我们的老师们的感激。

当时的共产党一无所有,面对强大的敌人,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深入群众,加大宣传。因此,到达佳木斯后,党组织各级干部下乡土改,年长的姐姐也被分派其中,而我则被送往一个军校。16岁这一年,和哥哥姐姐分离后,我就真的是孤身一人了,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也未曾再见过面。

我被送去的那个军校是一所学俄语(由于苏联支援武器,需要大量翻译)的学校,对外并不公开,林彪在这所学校担任总司令。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刻,我的一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

学校的老师大多来自延安,年龄不超过30岁。副院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员,实际上是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担任翻译。这些老师给予我的关爱和温暖,弥补了我在亲情上的缺失,他们在生活上照顾我,思想上开导我,在学习上,对我的教导更是孜孜不倦。

从小家庭就困难,长期的营养缺失导致我的身体状况十分差劲,老师们每个月会领一点鱼肝油,但他们都给了我。在日伪统治时,我只上过两年的中学,中文水平也是极差,记得一次办墙报,我的一篇文章是“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这么几个简单的字,我还是把“祖”错写成了“组”。即使这样差的基础,老师还是不辞劳累的为我补课,推荐各种书籍我看,还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深植入我的脑海。

我是幸运的,虽然失去了所有亲人,但老师给予我的爱,让我觉得自己不但不可怜,反而很幸运。

现在唯一在世的一位老师今年也有90多岁了,住在北京。不久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当场就批评我,说是这么多年居然都不联系一下,然而让我震撼和惭愧的是,老师居然还清晰的记得我的出生年月。

教授知识,管理生活,我对老师们的依赖也越来越深,有苦难就找他们,无条件的相信着他们,并以他们为榜样。“为群众服务,关心群众,做好群众的工作”,透过老师们的赤诚之心,我看见了共产党的良善本质,我相信共产党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于是在不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光了,我们住在佳木斯一个破的不像样子的兵营中,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外面的温度常常在零下40度甚至更低,房顶也总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霜。无论男女,都只穿着上面发下来的那种宽大的劣质军大衣,当时我的袖口破了,翻出里面的棉花,居然都是黑色的。除此之外,大家基本上没吃过一顿热饭,气温严寒,馒头都蒸不熟,掰开一看,里面全是黏黏的,一点下饭的菜都没有。至于生活上,由于物资匮乏,也面临着许多的不方便。比如,我们现在都不可或缺的卫生纸,当时上面发下来的全是带着草屑的那种糊墙纸,而且一个人每月只能领两张。

然而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前段时间,中央台不是采访人们“什么是幸福吗?”对于我来说,幸福是精神上的,人生中有一段热泪盈眶的回忆,就是幸福。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所有人被一个共同的信念支撑着,那就是“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我们实行的是粮票制,每月定量领取粮食,但这个量是不足以饱肚的。后来遭遇粮荒,党组织倡议减少党员的粮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大家都咬着牙挺过来了。我们对组织的安排也是绝对服从的,毕业后,我被安排留校,自此在高等学校生活至今。

在日本战败后,共产党员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拿钱回家,一是加入解放军,继续战斗在前线。令人动容的是,大家都放弃了安逸的选择,积极投身于解放战争中。这便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了,我现在年纪大了,很多事都记不得,但唯有这段经历,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从奶奶的语气中,我感受到了她对过往的无限留恋,同时还有对现在的叹息,奶奶觉得中央就应该要坚持群众路线,党员也不应该只顾着谋自己的私利。其实我自己倒是挺惭愧的,之前动过入党的念头,完全是想着以后找工作的方便。听奶奶的陈述,我真真觉得“为人民服务”完全不只是一个口号。

奶奶的故事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其实我知道她还有很多的事没说出来,或许是因为年代久,再也记不得了,或许是因为那段经历让人过于痛苦而不愿再去提及。然而即使这样,通过奶奶已经讲述出来的故事,我真心觉得她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不管是痛苦的回忆也好,还是温暖的回忆也罢,都是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宝贵的财富。

从地下党小交通员讲起

——叶龙爷爷的回忆

周六跟叶老电话约见面的时间地点。听筒里传出的男中音醇厚、硬朗,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印象中的耄耋老人,多半是音腔有些模糊,腿脚不大方便的老同志。可叶老声音中气十足,如果让人猜测,他最多不出六十。

“今年82啦”,第一次见面叶老就打趣我。若不是亲眼见着霜白的鬓发,断然不敢轻信。周日下午,一身蓝装的叶老在梧桐树下向我招手。人很精神,笑意盈盈。走近那笔挺的身影,自己也下意识的挺起脊背来。

“家里正在装修。”叶老一边给我倒水一边介绍着情况:大女儿在学校后勤工作退休了,二女儿在美国,老三在广州,最小的儿子在武汉一家环保公司上班。家里儿媳和亲家母为装修忙上忙下,小孙女在里屋写作业。我们的谈话就在内侧一间小书房进行。屋里看的分明,书桌上里正放着叶师母的照片。“八年前离世了。”老人的声音一下轻柔许多。他告诉我,师母也是华工的老师,原华中工学院光学系总支副书记。和我一样,姓刘,湖南人。在世的时候很受学生爱戴。

他关上门,说机会难得,想和我多讲讲。他认为跟青年一代交流是件愉快的事,记不记录故事还在其次。曾经有很多人问他,要不要写个生平记述之类,只是老人觉得过去的经历虽然珍贵,但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的心态反而越来越坦然,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两个多小时,老人有说有笑,一些字句不太清楚的,我并不着急打断,我想他更需要一个静静的倾听者。那么就姑且从我作为听者的角度去记录那些故事吧。

今年82岁的叶老出生在广东信宜市平潭镇的一个农村家庭。爷爷曾经跟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父亲和叔叔都是共产党员,参与地下党工作。地下党的同志们在他家往来频繁,谈话时对年幼的他并不避讳,他在一旁听着,还常常给大人们送信、跑腿。1947年,共产党在村里建起了地下交通站,他和大他两岁的小叔叶其昌正式成为地下党的小交通员,无论白天黑夜他们行在大山中,围棋带路、递送情报、运送物资等。

1948年,父亲、叔叔和他都参加了游击队。495月,所在部队陷入困难境地。在他们开仓济贫时,国民党两路进攻,叔叔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右腿中枪。为了不拖部队的后腿,他孤身爬到一个山洞。国民党却顺着血迹追到洞口,活生生将叔叔炸死,在城内曝尸三日不准收尸。叔叔牺牲后,叶老全家被抓走。反动派将70多岁的奶奶两个大拇指绑在梁上,吊起来用鞭子抽,逼她交出长子长孙。老人家宁死不屈,冷笑道:你们就这个本事?游击队抓不到,就拿我老婆子出气。我二儿子被你们打死了,大儿子跟孙子在游击队,他们在哪,你们不清楚,我怎么知道?叫我交,我怎么交啊?据老人回忆,48年到49年解放,国民党在家里反反复复围抄八次,妈妈带着兄弟姐妹躲到山上,邻居们为掩护叶家老小也付出许多努力。地下党游击队得知消息后马上放出口声,警告伪保长、伪乡长:若敢动叶家一根汗毛,必定打死报复。伪保长(叶老同乡人,原为共产党对付国民党间谍,在叶老叔叔牺牲后叛变,投降了国民党,被大家叫作伪保长)迫不得以放了人,却叫人没收了叶家所有财产,变卖敛财。叶老的伯公不得不交钱赎回家当,从此家里一穷二白。二十多岁守寡的婶娘带着刚出生的堂妹跑去找游击队。她跪倒在地:家里饿死人,没办法只能来找组织麻烦。叶老也扑腾跪下,嚎啕大哭。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游击队尽最大努力救活了叶老一家。这份恩情叶老记了一辈子。

每当地下党员到叶家,全家就算不吃不喝也要给革命同志熬碗粥。解放后十多年,叶老偶然从一位故友口里得知,当年党内50几个伤员在他家养伤,母亲拿出了所有粮食,还从邻居家借来红薯、鸡蛋。谁知国民党得到消息赶来包抄,要不是地下党提前收到情报,10分钟内带领所有伤员撤离,全家早就付之一炬。

叔叔牺牲后,15岁的叶老主动请缨从团部调到连队,他要上战场给叔叔报仇,死也不怕。 革命家庭的熏陶让叶老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即便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批斗,挨打,靠边站,叶老也从不抱怨。他说我不怪谁,谁也不怪,社会走到这步吧,必须要乱一下,不乱不能治。毛泽东虽然有错,但没有他就不会有新中国。这是共产党人的胸怀,这份豁达也一并融入到叶老日后的工作中来。

1954年,叶老被选调到华中工学院工农中学学习,58年毕业后留校从事保卫工作,从此一待便是60年。一开始的他对保卫工作还一窍不通,科长康文斌鼓励他多跟老同志学习。由于之前从事机密工作的经历,他比很多人都要细心,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他注重观察,善与人交际,并且能够积极从单位和书本中汲取营养。系统学习了犯罪心理学、犯罪对策学,刑事侦查等课程,翻看国内外公安刊物和哲学书籍,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他说,自己不愿意做笨人,一直用心的学习:学习兄弟单位好的经验、向老同志学习,书上学习,生活中学习。从事保卫工作几十年,他有效结合自己工作对象,在跟人们打交道中不断提高自身对理论的消化、理解,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认为,保安工作,关系到学校教学、科研、人生财产安全、生活安宁等方方面面,决不能掉以轻心,对不起党和人民。在学校的六十年,他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叶老的第一个故事要从一张小小的粮票说起,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的动力系连续发案,不少同学反映丢失粮票。保卫科经过缜密侦查,很快就锁定嫌疑人,案子本快结了,叶老心中却有了疑问:偷几张粮票可以理解,可持续偷这么多,根本就吃不完。不仅如此,这些犯罪嫌疑人多次用油票兑换大量全国粮票,显然是别有企图。叶老没有草率结案,继续在背后追踪,没想到端出一个反革命团伙来。以广东李姓和湖南司马姓的两名男子为首,来自全国各地20多名学生搜集全国粮票,目的是要从福建偷渡去金门。一则小案破成了大案,叶老感到很兴奋,消息汇报到省公安厅后,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他们成立专案小组侦查,由叶老单线联系,直接向科长报告。得知嫌疑人妄图逃跑,他马上找到两名同事追踪踩点。他安排了两名经验丰富的保卫干部,一个叫任安吉,对司马姓的男子性格、爱好、体态了如指掌,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目标;而另一名队员卢有树,年轻灵活魁梧,很容易控制住目标。在公安部门配合下,他们不负众望,在汉口码头,将已经行伪装的嫌疑人捉拿归案。在审讯过程中,司马仍想狡辩,叶老却不慌不忙。他坚信只要掌握了事实,任何狡辩辩解都将无济于事。果然,在铁证面前,司马如实交待了罪行。

相比司马,李某则要滑头得多。解放前,他原先是东江游击队成员,后又被分到广州市公安局做侦查员,具有相当的反侦查能力,想捉到他可不那么容易。叶老开始广泛撒网,他从广州派出所获得了李某的户籍信息,摸清他的社会关系,在深圳边防局布控,在他广州市的社会关系设防,在他家乡兴宁围堵。同时境内境外四处通缉,让李某无处遁逃。最终逼得李某投案自首。叶老也得出结论:案子其实并不在大小,小中有大,有典型,自己要善于发现。如果当初自己草率结案,很可能就错过了背后的深层关系,最后甚至危害到国家和社会。

叶老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奉为准则,反对在保安工作中用暴力解决问题。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能改造日本战犯,改造国民党战犯,改造满清末代皇帝变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难道改造不了这些犯罪分子吗?一次他在南三楼抓到一个王姓小偷,保卫人员小杨审讯好久,小偷还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12点,大家都去吃夜餐了,叶老端给王某端来一碗面,他说:小伙子,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小伙子悻悻地开了口,叶老就笑了:你都知道我是谁了,那我们就是朋友啦,咱们今天不谈案情,只谈心好不好?像朋友似的谈心,你说错了我批评你,我说错了你也可以批评我,咱俩平等行不?就这样七言八语,小王跟叶老聊上了。凌晨两点时,小王腾地一下站起来朝叶老鞠了个躬,他说我投降,我交待,我什么都谈!叶老很吃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妥协了。王某告诉叶老说:我在武昌区是有名的混混,公安局去了无数次,从来都是一句话不吭,一拍二炸三动手,挺过来就放人。但是您不一样,是真的为我好,想帮我,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投降。这让叶老很欣慰,随即表示:那咱们以后成为真正的朋友吧,你有什么情况都可以跟我反映,无论是哪个方面。又问:东西还在吗?”“今晚能不能拿回来?不会骗我吧。物件取回来,叶老为王某争取了从轻发落。他说帮人就要帮到底,服两年刑对年轻人没有好处,而是希望真正改造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后来,在叶老的劝说下,王某给学校保卫工作提供不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