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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工作简讯(第四期)
发布时间: 2011-06-21 09:42:48     浏览次数:  

 

纪念建党90周年专辑
一、红色记忆·口述历史
1.皓首苍颜终无悔 矢志不渝报党恩…………………………………………宋绍瑛口述
2.永结向党心 终身报党恩…………………………………………………… 龙口述
3.红小兵流光染尽白发 老党员胸中仍有虹霓……………………………… 鉴口述
4.党的恩情永不忘………………………………………………………………宋香惠口述
5.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冯玉昆口述
6.铭记党恩艰苦创业……………………………………………………………关恩勤口述
7.我和那三年的抗美援朝………………………………………………………袁积学口述
8.育人无悔三十载 成分不好又何妨………………………………………… 萍口述
9.军政大学,革命摇篮…………………………………………………………吴植恩
二、与党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征文选登
1.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
——60年代协和、同济医院开展两减一保”活动忆……… 周浩礼
2.故乡巨变·返乡随笔………………………………………………………………李白超
3生我的是娘,教我的是党” …………………………………………………孙志强
4衷心的纪念…………………………………………………………………………辛克靖
5颂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6党培育我成长(古风)……………………………………………………………沈宗芳
刊名题字:姚宗干

红色记忆·口述历史


皓首苍颜终无悔 矢志不渝报党恩
离休干部 宋绍瑛 口述 记者团 杭慧 赵颖整理
我的老家在山东肥城。1943年,我17岁了,还没有小学毕业就失学了。当时,日本和汉奸的部队又常来村中抓人抢粮。那年,大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二哥和母亲也相继离开人世。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我:只有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对我们老百姓好。于是,我悄悄离开了家,投奔抗日游击队,参加了革命。
我经常对我的孩子们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生,更没有我的今天。加入游击队后,组织把我送到后方,接受6个月的培训。在那里,我和其他的战友们一起学习讨论,识了字,懂了医,学会了拉丁文,掌握了简单的战场救护和包扎技术……现在,有人称赞我的字写得好,其实这都归功于党对我的教育。
作为部队的卫生员,我亲身经历了上党战役等多场大战。1948年,我参加了在河南南阳的伏牛山战役。当时,我们卫生队随着部队冲锋,突然一个炸弹就落在前面,4个同伴当场死亡。我惊魂初定,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救命啊!回身一看,一名战士受伤了,我立刻给他急救包扎。刚处理好站起来,觉得腿一阵刺骨的疼痛,原来一颗子弹射中了我的左腿。流了很多血,几乎动不了。我用手提着左腿的裤子,把自己挪到了一条水沟里。组织派人给我进行急救包扎之后,当时卫生队长塞给我两个银元,让我随身带着备用,还安排了四个农民工轮流抬了我两天两夜,把我从战场抬到了后方医院,治好了我这条腿。当时我躺在担架上,天上敌人的飞机在轰炸,我真感谢农民工对我的关爱,正好把2个银元给农民兄弟买东西吃。我一点也不后悔参加革命,只希望等我的腿快点好,早日重返战场。
1949年6月,武汉解放,我随部队来到了汉口,在中南荣军管理总局的卫生所工作。1980年,我被调入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参与筹建工作。那时,我和其他6位同志,从街道口到黄家大湾和马张村,顶着烈日,扛着杆子,去丈量土地,和周围的农民一家一户地谈判,为学校征收土地。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和一户户农民谈条件,一劝就是一天。
城建学院落成后,我和我的妻子一起为学院筹建了卫生科。当时的状况十分严峻,我们只有6个医务人员,却要担起整个学校的医疗重担。看到学院在一片荒地上建起来,学生能健健康康地生活学习,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非常有意义。
1986年,我和妻子相继离休,应孩子的要求,去日本暂住。在那里,我时时刻刻惦念着祖国。我特意给电视装天线,以便能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从电视中看到我国领导人忙碌的身影,看到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和感动。1991年和1998年,得知国内发生洪灾后,我立刻给学校打电话,请同志们帮我给灾区捐款,每次都几乎捐了我半年的工资。2008年,汶川地震,我捐款3万元,又交了2万元的特殊党费。我年纪大了,为祖国建设无法做出更大的贡献,就想尽可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回报党对我的恩情。
2005年,我和妻子回武汉定居。看到祖国发展很快,我对党更加崇敬,谁要说共产党不好,我就和谁急。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就因为这个问题我和司机吵了起来。在他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对他进行教育:“没有共产党,你哪有出租车开?没有共产党,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教育,那位司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再吭声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我希望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学校越办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繁荣富强。

永结向党心 终身报党恩
离休干部 叶龙 口述 记者团 刘霁萱 整理
我出生在广东信宜市平塘镇的一个农村家庭,1946年第一次认识党是他们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那时我13岁。47年我成为了地下党的小交通员,三更半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里穿行送信,毒蛇猛兽我都不怕。常有人问我“你小小年纪,怎么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我说“我没有什么觉悟,我就觉得饿,没有饭吃,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分地才有饭吃!”。每当有地下党到我们家时,奶奶总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给革命同志熬碗粥。
1948年,父亲、叔叔和我参加了游击队。49522,我们所在的部队处在最困难的境地。破敌人粮仓时,国民党两路进攻我们,叔叔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被打中了右腿,他不愿拖部队的后腿,爬到了一个山洞。国民党寻着血迹追到了洞口,叔叔宁死不降。国民党将叔叔炸死后,暴尸三日不准收尸。在家乡,反动派将奶奶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打,刑讯逼供要求交出长子长孙。70多岁的老人不掉泪不求饶。只是冷笑着说“你们有什么本事?有本事找游击队去,我长子长孙都是游击队的,你们这样逼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用!”地下党游击队知道后,放出消息不许杀害我一家老小。国民党将我们家所有的东西变卖才放了她们。之后婶婶带着刚出生的堂妹被迫找到游击队。我看到婶婶后嚎啕大哭,问奶奶怎么样,婶婶说“家里都好,就是没有吃的,没办法只能来找组织麻烦。”游击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让没有暴露的同志尽最大努力帮我家渡过难关。
父亲在游击队期间负责筹款工作,但从来不给家里一粒谷一分钱。父亲说:“部队需要,战士们没有饭吃怎么可以打胜仗?”解放后父亲被分到区里当税务所所长,他主动找到县委书记说:“我不能当这个所长,我要回家,我没有文化,不能白拿共产党的钱。我已经分到地,回家种田也可以过的很好,可以自力更生!”
解放后我留在部队, 54年我被调到华中工学院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了四年,毕业后,留在了华中工学院做保卫工作。我常常说“我们共产党能改造日本战犯,改造国民党战犯,改造满清末代皇族人变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难道改造不了这些犯罪分子吗?”我曾经在南三楼抓到一个王姓小偷,他一句话不吭。晚上12点我端了一碗面给他,我问他:“小伙子,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笑道“你都知道我是谁了,那我们就是朋友啦,咱们今天不谈案情,只谈心好不好?朋友谈心,你说错了我批评你,我说错了你也可以批评我,咱俩平等行不?”小王连声答应,于是我们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凌晨一点时,小王腾地一下站起来说“老处长,我投降,我交待,我什么都谈!”我当时也很吃惊,万万没想到他会对我投降。事后他说:“我在司门口是有名的癞子,我多次进过公安局,从来都是一句话不吭,一打二骂三动手,挺过来就放人。但是您不一样,您是真的为我好想帮我,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投降。”最后我对他说:“咱们以后成为真正的朋友吧,你有什么情况都可以跟我反映,无论是哪个方面。”后来他确实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在做保卫工作20多年的时间里,我看到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到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一种精神传承,拼搏精神、争先精神、不甘落后的精神。我们从建立时的无名小卒到现在的全国闻名,就是在党委带领下全体人员共同拼搏努力下得来的!
人不能离开理想。我现在仍然坚持每天学习,因为人不学,不知礼;人不学,不懂事;人不学,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前在游击队战友们曾在一起讨论过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时候觉得大家都有饭吃,能在家里看电影就是共产主义。当然现在这些实现了,但是离真正的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说的“世界大同”。我要保命看世界,把自己的命保好,看中国,看世界变得更好!看那些贪官污吏的“好下场”!现在有人骂共产党,但他们骂的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出的败类!我们党是好的,中央也是好的!我就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我是党的坚定分子,我永远也不会变,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红小兵流光染尽白发 老党员胸中仍有虹霓
离休干部 刘鉴 口述 记者团 郑艳方 邹雅筠 整理
1938年夏,日军侵华严重威胁着武汉。当年十四岁的我拿着难民证从汉阳来到延安,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时正是第一次反共高潮要来之际,原本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后,会有货车拉我们到延安,当时也被取消掉了,我只能靠双脚走去。在延安,上学、教书、做保卫工作,离开延安时我与三五九旅南下的部队战友一起接受毛主席检阅,一桩桩一件件,我都记忆犹新。
1944年9月我在延安大学入党,同年10月跟随王震三五九旅来到鄂东,后来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保卫部工作,46年五师突围后我被派到武汉做了3年的地下隐蔽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亲历的42年的“整风运动”,它真正帮助我形成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坚定了我的理想信念。那时,通过开展学习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对党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至今还珍藏着《整风文献》这本书,也还能想起当时的学习情景。当时来到延安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要革命、愿意为国家献身的,有不少是因为找不到出路而来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通过积极讨论,认真改造思想,统一认识,比较坚定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1年,我来到华工,担任政治课部主任。64年中央要求高校政治理论课进行改革,要求学生们敞开思想,自由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时为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进行了自由讨论。但学生们毕竟年轻,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思想比较混乱。学生的状况让主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忧心不已:“学生要出去实习,这些混乱的思想带到工厂怎么办呢?”我当即决定,要为同学们解惑,把问题讲清楚。后来,经过我的大课讲解,端正和提高了同学们的各种思想认识。就是那时,我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怎样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回答这样的问题是需要承担政治风险的。
广播台搞外语,也是从我到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后来,我在教务处工作时着力搞师资培养。由于文革时许多老师都下放到连队,后来又下放到农村去了,业务都有所疏松。于是我把一星期六天工作时间,除过党组织生活会那天外,其余五天下午都给老师排课,给他们补英语、工等数学、理论物理等,我还特别要求广播台每天下午播放英语,营造一种氛围。后来国家选派老师出国时,华工老师表现特别好,说明我的这些举措对他们是有俾益的。
79年后,我担任学校第一任外事处长。我校外事工作是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开展起来。在国外,没有一个校友;在中央,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一切要靠我们积极主动去做开辟工作。后来,我校陆续派出去了300多人,有许多人都是外国人提供资助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外事工作排在全国高校的前列。79年时我邀请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荆允敬教授来校讲学,但教育部以荆在中美未建交前与台湾往来过密、亲台为由不予批准。于是我到教育部外事局,以革命不分先后说服了有关同志批准荆来华。他为我校请外教,基本上没有使用外汇,另外我还通过他牵线搭桥,为湖北省与俄亥俄州建立了省州友好关系。华工的暑期外语班从那时一直开展到现在。
还有一次,部外事局告诉我,给美国总统当过科技顾问的坎特罗威茨来到北京,北京没有一所高校敢接待。我听说他是激光专家,立即答应我校接待。当时华工研制的3000瓦的激光不出光,坎来校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帮助华工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此后使华工的激光研究水平在当时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学校知名度在全国迅速提高。
85年,我退休了,省里请我去做了10几年律师工作,办了几起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做了10几家的常年法律顾问,为人们咨询,从未收取分文。
我也从未停止对学校发展的关心,积极向有关领导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前不久,我参加了校党委组织的有关党代会报告的研讨座谈会。在会上,我建议,要多学习和贯彻“明德厚学 求是 创新”的校训。学生“明德”要求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爱国家、爱人民,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厚学是让学生打好宽厚的基础,以后才能“创新”。在讨论会上,我还讲到学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一生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没有那份胆量、那份勇气、那份魄力,干我做的那些事。在风口浪尖之时,要坚持党性,敢冒政治上的风险。
我现在87岁了,家庭没有什么事要我分忧的,我唯一忧心的事还是党和国家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宪政、法治、民主都是国家发展要坚持的正确方向。
宋香惠:党的恩情永不忘
离休干部 宋香惠 口述 记者团 赵颖 整理
我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大直村,冀中地区的一个老解放区。我的出身很苦,6岁时母亲便去世了,有一个姐姐,比我大12岁,爸爸是个半讨饭的。那个时候,还是旧社会,穷富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只有富人才有饭吃。糠、树皮、树叶、棉花籽我都吃过,也没有学可以上。
共产党到来后,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学了。1940年,15岁的我,还在上高小,因各方面表现好,党组织便吸收我加入了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主要工作是在地下宣传党、宣传抗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是不允许宣传这些的,连“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样的歌都不准唱。百团大战后,日本冀中地区进行了“拉网式大扫荡”。我的姐姐宋香素才20多岁,便被日军杀了。我的父亲,当时还不到40岁,也被日军抓了,后来乡亲在村南头发现了父亲的尸体。他的胸口被刺了三四刀,身上全是血!
大扫荡中,为进一步控制冀中地区共产党抗日活动,日军村村修岗楼,到处充斥着白色恐怖。但是这一切没有吓住我们,反倒更激起了我们反抗压迫、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决心。我年纪小,不起眼,就主动担任了党组织的地下通信员。一天晚上9点多时,我从南头出门准备把信送到北头。路上,觉得特别黑特别静,鸡犬声都听不见,我当时也不知怎么的,心里就觉得不对劲。突然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于是赶快跑,刚刚拐进一个小胡同,十几个日本兵就从胡同前的横道上经过。好险!差点被日本兵撞见了。
地道战中,我们村武维会的一个人被抓了,当时日军就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交出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地方可逃了,只好把墙上的一个通气孔挖大,逃进了一片高粱地。那时屋顶上站着一个日军,我们逃到高粱地中间后,他发现了我们,对着我们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抗击日军。在冀中地区残酷的大扫荡中,取得了胜利。随后,我做了村剧团的副团长,通过排演《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来宣传党、宣传抗日、鼓励当兵等。其实这时也是党组织在有意识的培养我入党。1943年,刚18岁的我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我和表姐不顾家人反对,去了抗大二分校参军。参军后调动非常频繁。我和丈夫辗转到过包头、沈阳、北京、太原等地。后来因为朋友的邀请,我们来到了武汉的机械学院,我担任动力系书记。
华工与机械学院合并后,大概在70年年底,我来到了华工卫生科,做支部书记。当时卫生科只是一个门诊部,83个员工,其中3个是长期病号。医生科室不分,都是轮流值班,儿科的也在看内科,稍有点病就要转到汉口的协和、同济医院去。这么远,没病也颠出病来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提高医疗质量,尽量不转院、少转院,方便群众看病。我想尽办法去解决两个很困难的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钱。最终我得到了人事处处长的支持。我要到了三个把关的人:一个是内科,能看大病的;一个是外科,能开刀的;一个是小儿科,能拿得住的。有了这三个人,我就有胆子了。接着我努力从省卫生厅要到了买X光的5万块钱,找学校副处长辛忠贵解决了理疗室的地板,找原华工副院长刘昂批了手术台及其设备……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我还经常请同济的医生来会诊,包括裘法祖。另外,我还与陆军总医院、三医院、东湖医院、同济医院等建立了“三连带”的关系,使得学校师生到这些医院去看病,仍然可以公费报销。与此同时,学校门诊部强化医生的责任感,做到了不转院或少转院,实现了就地治疗。经过一系列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小小的门诊部扩建成为一所含内科、外科、小儿科等十几个科室的医院。
除了看病,那时我们还得自己做煤球。医院熬药、烧开水、取暖都要用煤球,煤球用量非常大。全院的职工包括我在内,都要做煤球,到了冬天,做煤球特别辛苦,泥冻得很硬,很难和匀,手冻得特别又红又肿。
那个时候,能解决这些困难,很关键的一点是发挥了我们8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工作没人做时,党员就顶上去,即使是礼拜天,没有任何人有怨言。现在有人对党不满意,其实党一直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们那个时候,群众和党真是同心同德,不然也打败不了日本。现在党内出了些腐败分子,这些人代表不了党,是蹿进了党内。以前的党员干部,觉得权力是人民的,所以做事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现在很多党员没有这种意识。但共产党的主体仍然是好的,没有党,我也不可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离休生活。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离休干部 冯玉口述 记者团 张鑫蕊 整理
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几年,除了走,就是打,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大小战斗打了一百多次。有几次战斗打得非常艰苦,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至今难以忘怀。
1945815日本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胜利。胜利了,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他要独吞胜利的果实。但是,国民党军在大后方,一时难以调往前线,到敌占区受降。于是,蒋介石命令日军坚守待命,等待国民党前来受降,不准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但是在中国的国土上,我八路军还不得不继续对日作战,消灭那些作恶多端不肯投降的日本鬼子。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全团只有两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凭着如此简陋的装备打攻坚战实在困难不小。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用土坦克炸开了满城县城的城门,把炸药堆放在小推车上,盖上棉被,推到敌人城门下,引爆。我们把它称作土坦克。攻进城去,消灭了城内的伪军。日军龟缩在中心大炮楼内负隅顽抗,拒绝投降。僵持了一整天。傍晚时分,保定出动了三辆坦克接应满城被困日军突围逃走。在堵截和追击日军的激战中打死不少鬼子,总算为中国人出了口气,解了心头之恨。
南口以西有一个小村庄叫双流村。这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终身难以忘怀。因为,在六十四年前,我所在的部队(晋察冀军区三旅七团二营)在这个村庄打了一场空前艰苦的狙击战。我们一个营像铜墙铁壁一般巍然屹立在这个进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上,挡住了数十倍于我的敌人,保证了后方的安全。
那是1947年终将近的日子,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准备撤回根据地修整。大部队和既有辎重已经先行出发回根据地去了。为了保障主力的安全,我们营留在双流村,准备过两天也回根据地去进行修整,高高兴兴地过个好年。晚上睡觉之前营长郝度德说:“我们今年是死不了啦!”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革命军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按理说年终将至,马上就回根据地去过年了。营长说这个话也很合乎情理。但是,就在他说这个话的第二天,敌人调集精锐部队第三十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对我军实施报复,企图消灭我第三旅主力。敌人的攻势凶猛,前卫连第五连顶不住敌人的强大攻势,急速撤回营驻地双流村。这样,我们全营被敌人压制在一个村庄内。我们的后面是正在撤退的全旅主力,有后方机关,有全军辎重,一旦敌人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十分危急,全营官兵都非常清楚:绝不能让敌人前进半步!敌人的进攻非常疯狂,我们正面是敌人一个师,像潮水般一股一股地涌上前来,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打了下去。战士们的子弹很快打光了,没有弹药补充,只能靠刺刀、手榴弹和敌人拼杀了。有经验的老战士把剩余的两三发子弹压进枪膛,再也舍不得打了。上刺刀,让那些敢于冲上来的敌人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吧!敌人几次冲进村来,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手榴弹、手雷把敌人打出去。就在我们拼杀得奖要筋疲力尽时,增援部队来了,从侧面打击敌人。猖狂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慌了手脚。我们抓住战机发起反冲锋,敌人溃逃了。这时,老战士枪里那两颗子弹发挥了威力,有的战士一枪打死正在抗着机枪逃命的敌人,缴获了机枪,立了战功。那些没有子弹的战士只好追上敌人用刺刀杀敌立功了。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激烈而艰苦的战斗,终于胜利结束了。当晚,我们仍然在双流村宿营。敌人汽车的轰鸣声在河滩里响了大半夜,大概是在拖死尸吧。我们疲劳极了,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早晨全营在村口集合,战士们才知道我们的营长在昨天的战斗中英勇献身了。在寒风刺骨的凌晨。一片抽泣声。突然有人高喊:“好营长永垂不朽!”全营官兵满怀悲愤默然地走在回根据地的路上。
1948年春,形势开始有了好转。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军区准备把得而复失的张家口夺回来。军区集合了五个纵队,在四、五月份展开了察南战役(过去有个察哈儿省)。我们一、六两个纵队向西挺进佯装去攻打绥远(今呼和浩特),目的是把张家口一代的敌人吸引过来,为主力夺取张家口创造有利条件。我们一直往西走,敌人三个军跟在我们后面。当主力开始行动攻打天镇、阳高时,敌人发觉上当了,急忙回头救援张家口。这样,解放张家口的计划未能实现。敌人不再跟我们走来,我们也立即回师东进,到大同一带,把大同南面的应县团团围住。从地形上来,应县易守难攻:城墙高大而坚固;城墙内有数不清的暗堡;护城壕又宽又深,壕内是一身多深的稀泥;城外数里之内一马平川,无任何可以隐蔽接敌的障碍物;城内高高耸立着一座塔,就像一个巨人监视着四周的一切情况。黄昏时分部队到达应县外围指定地点,立即着手挖战壕,构筑掩体,为总攻做准备。第一次总攻由我团一营担任主攻。由于登城的云梯被炸断而未成功。第二次总攻换成一旅某团担任主攻。突击排登上了城,但后续部队未及时跟上,又未成功。第三次总攻由我们营担任总攻的突击任务。炮火准备之后冲锋号响起,尖刀连和营指挥迅速跃出战壕,如同猛虎下山扑向敌城。一轮明月照亮了大地,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时而扔下一两个照明弹,有时也丢几颗炸弹。我们不顾那些,向敌城猛冲。当我们冲到护城壕时,发现护城壕内躺满了战友的尸体。我们含着悲愤踏着战友的尸体越过护城壕,登上敌城。当我们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时,我负伤了,伤得比较重,当即包扎,被送下来火线,送进救护站。后来听说应县解放了。
我和所有伤员被送到后方山区的白求恩医院治疗。一连数日我脑海中都经常出现踏着战友的尸体登上敌城的情景。那些年轻可爱的战友们,他们为了胜利,为了消灭敌人,而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年轻的躯体,为我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他们姓什么名谁,我们不得而知。当时,越过护城壕登上敌人城头时,我没来得及多想,但时至今日每逢我想起当年的情景,心中都有说不清的凄楚。他们默默无闻地躺在那冰冷的护城壕的泥渠里,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用他们的身躯做了我们前进的垫脚石。安息吧!亲爱的战友。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你们为党为祖国英雄献身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铭记党恩 艰苦创业
离休干部 关恩勤 口述 记者团 陈建超 整理
1948年10月,我17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排在第四野战军。曾先后亲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宜沙战役、衡宝战役等。战争时期,我做过通讯员、警卫员,后来下放连队做过排长。我感到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曾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战斗过。1950年元月经组织引导,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是给政委做警卫员的日子。1949年5月中旬,宜沙战役打响。我曾经也参加过几次战斗,但只是作为通讯员,这次的战斗中,我拿起了长枪,和战士们一起上了战场。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仗打得很辛苦,但是大家都没有退缩的意思,因为全国已接近解放,虽然牺牲了一些战友,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现在还记得毛主席写过的一句诗词“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解放后,我又跟随所在部队到广西参加了大剿匪活动。
1952年,我根据组织安排到武汉中南军政干校学习文化知识,1955年2月转业到华中工学院工作。在刚到学校的时候,我曾先后在人事处、机械系和无线电厂、印刷厂等单位工作,但是在1980年5月份,华中工学院获批建设大学出版社,我和一批同事的创业之路开始了,一路走来,倏忽十年。华中大出版社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现在还做出了品牌,获得了不少奖项。
回想起有关出版社的情况,往事历历在目。出版社创立初期,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艰难。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五所学校获批建设出版社后,我向当时的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先生汇报情况,得到了他的批准。此后我一次次的跑到国家教委会(今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今国家出版署)等部门申报,最后获批。1981年3月,出版社正式开始筹建,并向学校财务处借到了10万元。为了还清这笔借款,我们编印了四种畅销书向全国发行,它们是《初中文言文》、《高中文言文》、《初中英语考试指南》、《高中英语考试指南》,这些书在省内及上海、北京、南京等全国范围内的新华书店都很畅销。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营,次年秋季,出版社就还清了这笔借款。
为什么要创立大学出版社呢,一是它能够为教学服务,鼓励教师编写书籍等,能够提高教师水平;二是它让教材不断更新,充实教材内容,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同时提高学生的受教水平。因此,我和同事们决定不遗余力的办起华中大自己的出版社,我这一做也就是十年。
当时我负责管理出版印刷工作,又负责发行,并且还担负学校的印刷品的运输工作。平时工作,我不愿坐办公室,经常深入到给我们出版社印刷出书的印刷厂,了解情况,处理问题。自己那些年的工作经历给我留下的感受就是做人要谦正,做事要公正,只有严以律己,才能管理好别人。
直到1991年,我从出版社离休,但是一直没有忘记对它的关注。此时的出版社已今非昔比。它实现了按照学科划分,成为了实行分公司管理模式的正规化单位,这离不开学校和上级单位的支持,也是几代人30年努力的成果。每当看到印有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字样的书籍,我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我自愿捐献了1000元特殊党费。因为我们曾深深地感受到了党的恩泽,同胞有难,作为一名党员,我有责任伸出双手,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和那三年的抗美援朝
离休干部 袁积学 口述 记者团 李雪竹 整理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介入朝鲜内战,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援助李承晚政府的提案,纠集了十几个仆从国家的军队,以所谓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九月份在仁川登陆,急速挥师北进,直逼鸭绿江,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在出兵与不出兵的问题上,在上层的领导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国内的情况是: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才建国一年,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起步,钢的产量,全国才只有九十万吨,军队装备落后,能与世界的头号帝国主义者较量吗?在这样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行吗?是我们伟大的党做出了英明的决策,组织志愿军支援朝鲜。十月十七日三十九军,从宽畈河口过江,并于二十五日参加了云山战役,接着第二次、第三次战役解放平壤、汉城,三次战役后,撤至三十八线附近,三年来历经知人的毒气战、细菌战、绞杀战等,美国除原子弹未使用外,所有的各种武器都用上了,最终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面前失败了,所有胜利取得都是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就从辽阳出发,去参加抗美援朝了,过江后我们向前走,遇见往后撤退的另散的人民军问我们有没有飞机,我们说没有,人家直接就说那不行,当时的朝鲜的确被炸得不成样子,我们经过的顺川、城川都是一片瓦砾,连平壤都被敌人炸得不成样子,老百姓无家可归,我们白天上山躲起来,晚上匆匆做点饭吃,然后就行军赶路,生活上是艰苦的,没有菜吃,没有粮吃,由于营养缺乏很多人都得了夜盲,可是还是要夜间行进,由于长时不能很好休息睡觉,在行军时边走边睡,前边的人停下后边人撞上了才醒,朝鲜月份就下雪,我们每天都睡在雪地里,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只是随身的衣服,能有一把稻草垫下就很不错了,生活艰苦不说,战况也很紧张,美国的飞机特别器张,飞得比树梢还低,白天我们都不能动,只有到了晚上才是我们的天下,春节,祖国人民送来了各种年货,没等享受用,敌人就来进攻了,我们也只好放下一去迎战敌人,至于武器弹药的供应也很困难,我们就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来消灭敌人,记得在四次战役时我们担任穿插任务,整整一晚上,插入敌人后方几十里四周都是敌人,配合友军一举歼灭敌人,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五次战役后的两年都持久战,消耗敌人,直到五三年夏停战签字,我们才在签字后72小时内撤出朝鲜。
育人无悔三十载 成分不好又何妨
离休干部 汪萍 口述 记者团 杜明阳 整理
我是湖北黄冈人,出生在中国内战时期的1928年。当时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祖父汪禹阶是湖北省小有名望的中医,外祖父何自新是辛亥革命致士。我念过私塾、汉口市一中和黄冈高中,算是一个小知识青年。
1946年考取汉口市一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自发地参加当时的“反内战、反饥饿”反国民党反动杀害武大学生的“六·二”大游行。后因家庭困难,于1948年秋转入黄冈高中学习。当年黄冈高中是一所较开放的高中,平时在校园里我们就能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平津战役、辽沈战役中获得节节胜利的消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校内的进步思潮影响我们,进步人士经常在晚上鼓动我们闹学潮。虽然校方对进步思潮持抑制态度,但由于平时广播与报纸的传播,那时在校园里酝酿的进步思想对年轻学生的触动已是不可忽视的。而且那时的共产党已是人心所向,我们在毕业时就认为:全中国的解放是大势所趋。
受高中阶段革命思想的影响,四八年高二时我就决定要参军。那时要去参军,需突破河南封锁线。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受到了父母的劝阻,但是四九年我还是坚持参军了。算了算,家中堂兄妹8个,6个男孩中有3个参军,1个参干,2个女孩有1个参干。这也说明了我的家庭还是比较开明的。
参军后我做的是文艺工作,在军中宣传战斗英雄事迹或先进的军队、政治文化,鼓舞战士的士气。我的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因成分不好,再加上当时农村里误传我的父亲是国名党员,还当过县长,于是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所以我虽然参了军,却一直无法在部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曾经当县长的是我的祖父,而且那还发生在民国初期国共合作的年代)。这些导致关于我的家庭背景的调查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支部书记下基层调查才弄清楚。但这并不影响我在部队中接受党的教育。事实上,在部队里,我逐渐深化了对党的主张与政策的认识,对党的精神——解放人民,让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并对新中国充满着期望。
1952年调干之后我参加了干部学习补习班,接受高中知识的补习,并最终成功考取广西大学的机械系。在入校一年半后遇到院系大调整,我进入华中工学院继续机械专业的本科学习。调干时我就跟部队提出过毕业后还要回到部队去的要求。可在那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回去。
当我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开始准备去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重工业比较发达的沈阳等地机械厂工作,以后计划着投身工业界发展时,命运再次发生改变,组织上安排我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令我始料未及。今天看来,因成分我似乎失去了很多的机遇,却也同时给我带来一直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的机会和荣誉。
我与我所在的小组分别多次获得院系、校级“先进个人”、“先进小组”称号,我也曾参与“动平衡机设计”课题并获得湖北省科学研究二等奖。所以在讲台上站到1988年的我如今回首当年的路途,并没有太多的遗憾,反而感觉到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我一直感谢党对教育的重视。事实上也正因为国家重视基础教育,重视专业型人才发展,我才能在华工的讲台上站这么久。
最终,在文革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我。坦率地讲,在中国解放军这所“大学”里,我思想上得到的提高比大学四年要深得多,以至于我跟老战友的感情比大学四年同窗还要深。我深深知道是党给了我二次生命。第一次是解放思想,把我从那样的旧社会家庭中解救出来;第二次是从病魔中解救了我的生命。正因为我爱着这个党,所以我还是坚持要在华工里申请入党。如今看到中国经济的腾飞,看到空前提高的国际地位,我更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历史意义。
军政大学,革命摇篮
离休干部 吴植恩
19494月,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以风卷残云之势,一举解放了皖南、苏南及浙、赣、闽大片土地,广大人民欢庆解放,形势发展很快,急需补充军队和政府干部。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在江西上饶创建,即公开招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和爱国热情,奔走相告,结伴投考军大。当时我不满15周岁,与同班4位同学相约,直奔上饶报名。不料因个子又矮又瘦,被拒之门外。我只得耍赖,不肯离去,同来的3位同学也帮我说情,磨了很长时间。碰巧来了一位首长(后来知道是校政治部主任罗英同志)了解原委后就说收下吧。一行4人庆幸被录取了,编在第三大队十四中队。当时招生处设在上饶中学,被录取的学员散住在附近民宅中。六月初,附近各县及闽、浙的学生蜂拥而来,投考人数剧增,学校遂迁往江西横峰莲荷村。
莲荷环境优美,小山环抱。一条小溪东西向穿村而过。小溪两岸,有不少庙宇式的土库屋,这就是军大的校舍。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宿舍、食堂、教室、礼堂、实验室和图书馆,唯一有点像学校的就是有一个有讲台的操场和一副篮球架。
进驻后马上在中队长、区队长指挥和带领下,自己劳动建设宿舍。中队百余人,住在一间大屋里。这间屋内有若干排竹木搭成的统铺。经过打扫整理,铺上稻草,按分队分配住下了。室内没有桌椅,去小溪边搬些石头来代替。地不平抬些河沙填一填。中队部设在我们宿舍边的厢房,中队长和指导员与学员同住一个屋檐下,与我们朝夕相处。区队长有行军床,同我们睡在一起。中队部的炊事班,住在宿舍的庇屋里,为全中队同志做饭。每个分队(12个人)发两个脸盆,一个盛饭、一个盛菜。每个学员发一个搪瓷碗,开饭时以分队为一桌,蹲在地上围着脸盆吃。每顿吃的菜是南瓜汤或冬瓜汤。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都去村中小溪解决。每月每人发老人民币100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老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现用的人民币一元),能买七个鸡蛋。当时是供给制,吃、穿、住都不花钱,日用品(毛巾、肥皂等)也可领,有时还发香烟和罐头食品(从国民党手上缴来的美国罐头),有理发员给理发。实际上我们不需要钱花。
当时生活条件是简陋艰苦一些,我们却过的非常满意、愉快和充实。因为军大领导执行了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对学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军大就像一个温馨的革命大家庭。
一、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中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武器,着力转变学员思想,使之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
入学后通过一系列报告、讲课,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及讨论,我们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思想认识日渐提高。首长先后给我们讲军大的办学方针、教育任务、教学方法及抗大的作风;给我们作国内外形势报告,三大战役及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已暮途穷,垂死挣扎;以及西南广大人民急盼我们去解放他们;给我们讲中国革命的性质及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作风及历史上形成的光荣优良传统,说明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军队;给我们讲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知识分子热情、爱国、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但轻视劳动、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给我们讲共产党的纲领和任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章程;也给我们讲军事知识,穿插在政治学习之中,如战略战术,步枪、手榴弹的使用等等。还有卫生课。教学的课程和内容很丰富。
听报告或听课后学员必须结合思想,联系实际,认真思考,充分讨论甚至辩论,不能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在各专题学习中,都结合毛主席原著进行学习,如形势报告后,就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
集体讨论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讨论能集思广益,把不懂的内容学深学透,讨论中联系自己思想实际,用正确思想批判及取代原先的错误思想,达到改造自己思想的效果。讨论中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追求真理。如讨论内战责任应由谁负。开始讲不清楚道理,有的说应由国民党负,有的说由共产党负,有的说各有各的责任,总觉得自己有理。于是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引经据典。几轮讨论后中间路线没有了,分成责任由国民党负和共产党负两种意见。进一步争论学员都全站到应由国民党负一边来了。理论根据是: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抗击国民党破坏和平,是正义之举。所以国民党推卸不了发动战争的罪名。
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大课由校副政委李一非同志在大操场讲。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讨论中学员兴趣浓厚。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学员懂得通过劳动人和社会才能进步,生产资料的占有,出现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复听课、讨论、辅导,学员提高对劳动意义的认识,提高对劳动人民的尊重,认识到历史的前进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因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的规律。学员初步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斗争观点提高一大步,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前进了一大步。
二、学校各级干部既是行政领导,又是理论教师,深入学员,教学民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军政大学没有专职教师,讲课任务全由各级领导承担。校部的编制,有正副校长(校长由五兵团杨勇司令员兼),正副政治委员(政委由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兼),设有政治部、教育处、校务处、下辖大队、中队、区队和分队。区队长以上干部是从各战斗部队及兵团机关选拔出来的有文化、有实战经验、军政素质好的优秀干部,足以说明我党我军对教育,对培养接班人的高度重视。如副校长刘星,讲课精炼、生动、声音洪亮、清晰,年轻时是某著名大学的高材生。校副政委李一非,曾留学日本,其文化和科学知识都是学员敬慕的。我所在的第三大队队长王增长和政委匡作先,是给我们讲小课和辅导课最多的。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都亲临莲荷为我们作报告。
领导们不仅讲课、作报告教育学员,他们的作风、与学员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行动,活生生地把红军和老八路的优良传统传递给我们,更使人难忘。例如有一次副校长刘星正在作报告,学员坐在操场上专心听讲,忽然下起大雨。刘副校长立即走下台来,和大家一起淋雨,继续报告。学员虽全身湿透,却秩序井然。这雨中听报告的一幕,记忆犹新。干部处处带头,吃苦在前。刚到莲荷时,带头抬石头、做清洁、布置宿舍。在生活上,中队(营级)和区队(连排级)干部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晚上干部还要值班、查铺、为学员盖被子,关心学员冷暖和思想状况。干部就像父兄一样关心学员的进步,温暖学员的心。动员进军后,曾经有少数学员怕苦、怕远征西南回不了家,开了小差。晚上点名指导员就公开说:革命是自愿的,走革命道路是知识青年的正确选择。你们来到革命队伍,我们欢迎,你们要走,我们欢送。你们走了后悔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这一讲话以后开小差的就很少了。与旧军队抓到逃兵就严惩甚至活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进军西南之前,学校欢迎家长来校探亲。我给父亲写了信,他果然来了,从玉山坐火车来到军大。学校热情接待,安排住招待所,中队领导与他谈心,问寒问暖。每天早上他站在操场一角看我们出操。过了三天,学校提供火车票送他回家。父亲走时非常高兴放心,叫我听领导话,好好学习,不要想家。
三、进军大西南,步行三千里,接受锻炼和考验
194991,第五兵团苏振华政委来莲荷作报告,宣布第二野战军的命令:向西南进军,解放全中国。这是伟大的使命,这是无尚的荣光。学员们摩拳擦掌,精神振奋。
在正常的教学情况下,开始了出征前的准备。
思想准备上,充分认识进军的意义和困难。参加革命就要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对革命的前途,坚信不移。对任何艰难险阻,毫无畏惧,甚至流血牺牲。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群众,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行军装备上实行轻装,参军时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尽量精简,被子的棉絮要限量。轻装后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两、三套换洗衣服(兼作枕头),一个军用挎包,一把雨伞,两三双鞋子,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搪瓷饭碗,一个米袋。全部家当,重约10斤。实际行军时米袋、水壶、饭碗装满了,不超过20斤。每分队有4支步枪,10枚手榴弹,在行军中要轮流背,就重一些。
开始练习行军,绕着村子转,走公路、小路、爬山。之后跑步行军、夜行军。再后背上全部家当,全副武装,急行军,在山上宿营,夜晚轮流站岗。训练循序渐进。
1949111,五分校进军大西南的号角吹响了。一早,全校师生齐集大操场,军容齐整,《向西南进军》、《打得好》、《跟着毛泽东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声此起彼伏,红旗开道,告别莲荷。村口已挤满了当地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恋恋不舍。祝福我们多打胜仗,早日凯旋。村边红石山上,写着硕大的标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队伍整齐地到了横峰火车站。约3000人登上铁皮货车,又挤又闷,大家情绪高涨。当晚灯亮抵达南昌,下车后没有在南昌住,连夜跨过破烂的中正桥(现在是漂亮的八一大桥),行军到望城岗宿营。漫漫征途拉开序幕。
领导照顾这些学生兵初出茅庐,每天行军只有50~60里,行军强度不大,走3~5天还休息1~3天。途中大队干部的马经常让给体弱或患病的同志骑,中队干部鼓励大家不要掉队,讲故事,讲笑话,各分队体力好的抢着扛枪,抢着帮体力差的背背包、背米袋。虽有一辆收容车收容实在走不动的学员,但谁也不肯坐车。头几天有不少学员脚上打起泡,有的是重泡或血泡。
天不亮就起床,打好背包,把堂屋和庭院清理打扫干净,把群众的水缸挑满。炊事班更早把饭菜做好,各分队领来饭菜摸黑在庭院或街边吃。吃什么菜要吃进咀巴才知道。吃不完的饭菜要用搪瓷碗装着路上吃,每天吃两顿饭。队伍东方发白就出发,下午3~4点到达宿营地,已是人疲马乏。到宿营地就号房、分房、借铺草、铺地铺、煮饭、做群众工作,观察地形环境。晚饭炊事班只供应菜,各分队用自带的米借用群众的炉灶自己做饭。如行军遇雨,还要烤衣服。这一大堆事情,分工合作,井井有序。晚饭后,烧水泡脚,消除疲劳。中队的卫生员会巡视一遍,看有没有脚打泡的和病号。每天睡觉之前,有一次短时间的分队生活会,谈谈当天行军做了哪些好事,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心得体会;然后分队长小结并作表扬和批评,安排当晚的站岗放哨人员和地点,次日的行军任务。生活会结束大家安然入睡。作为中队、区队的干部,更加辛苦,他们要到各分队巡视,带岗查哨。我几次半夜站岗,都见到中队司务长凌晨2-3点钟就在做饭炒菜。干部的模范作用是无声的教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进入湘西和贵州,是山区,道路上下坡多,负重上坡非常吃力。加上每天路程增加到80~100里,又有残匪干扰,就更艰苦和考验人了。当时已是冬天,穿上棉衣。无论天晴下雨,我的棉衣都会被汗水湿透,直到浸湿背包。遇到雨天,更是内外交流,混身湿透分不清汗水雨水了。
行到榆树湾(今日怀化市),突然遇到残匪骚扰。教育长宋次中同志(后任铁道部大桥局局长和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局长。于19951029病故于同济医院),即带领部分警卫战士出击。毙敌5人,伤20余,我方无损失,凯旋而归。那天晚上轮到我站岗,有点紧张。但因加岗加哨,平安无事。
进军途中有几次休整,每次2~4天,休整主要是作阶段思想小结,总结经验,表扬好人好事。开展文娱活动,自编自演,自娱自乐。在湖南安江休整,分队演出《王大娘补缸》,用老腔调唱新词,要我扮王大娘,头上披块花布逗得大家哈哈笑。休整时不必天不亮就起床。有洗衣服、洗澡、理发、写家信的时间,伙食也大大改善。在萍乡、湘潭、邵阳、芷江也都作过休整,恢复体力,补充粮食,继续前进。因前方急需干部,每次休整后就有部份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战斗前线或各地军管会、军分区工作,有的则转业到地方接管当地政府,无论去哪里,都能愉快服从分配,背起背包就出发。
步行3000里,于1950年元月抵达贵阳。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各部队。我被分配到贵州军区政治部,离开了心爱的师长和同伴。
转眼过去62年,往事历历在目。军大领导(即老师)的教诲和形象,依然印在我心中。军大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学用一致,严于实践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艰苦奋斗的校风,值得发扬光大。
写完此简短回忆,我的领悟是:小少从戎为革命,成长进步党指引,征途险阻志不移,马列真谛永遵循。

“与党同命运 共呼吸 心连心”征文选登


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
——60年代协和、同济医院开展“两减一保”活动忆略
离休干部 孔 钧 周浩礼
一、概况
上世纪60年代(1965年6月起),我校协和、同济医院在校党委领导下,开展了减少病 人负担,减轻病人痛苦,保证医疗质量(简称“两减一保”)的活动。
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的关心和指导。省委于1966年3月11日批转了省委宣传部暨我校党委工作组关于两个附属医院开展“两减一保”活动的情况报告。省卫生厅于1966年5月11日向全省各医疗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两减一保”经验,并印发了“两减一保”资料汇编。湖北日报1966年4月2日发表了长篇报道,介绍了“两减一保”活动的情况和经验,并配发了社论“抓住了根本”。我院经过数月筹备,于1966年3月举办了“两减一保”展览会,省卫生厅、市卫生局发出通知,有计划地组织全省、全市各主要医疗单位前来参观,并举办两次现场会,院党委负责同志介绍了开展“两减一保“活动的作法和情况。此后,”两减一保“活动在两个附属医院及全省、全市许多医疗单位深入地、相继地开展起来。
二、缘起
“两减一保“活动的提出和开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状况分不开的。上世纪60年代,医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较大,门诊限号,病床紧张,费用高昂,群众反映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特别是农村缺医少药情况严重。1965年,中央发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城市医疗单位遂有计划地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巡回医疗。在巡回医疗中出现了许多少花钱、治好病的事例。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同济医院一位副教授在巡回医疗中住在农民家里。这位农民后来患胃溃疡,到医院找到这个副教授,对他说,“我就这么多钱,病又需要治,你看着办吧。”这位医生想了点办法,花了80元,手术做下来了。当时,胃切除手术通常需二百元上下。协和医院也发现了类似的例子,一例胃大部切除术,只花了91元。患者出院时握住医生的手说:“熊大夫,你为我节省了六七十元,等于帮我劳动了一年。”一位骨科主任的儿子臂上长了一个肿块,拍片子,诊断为恶性肿瘤。按常规应施行切除手术,但这位主任下不了切除的决心,而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施行放射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原来的诊断意见被否定了。如果是一般患者,这个臂大概是保不住了。党委知道了这些生动事例后,很受启发,充分肯定,广为宣传。别说医生把病人当亲人,就是当成熟人、朋友,也能做到又好又省。如果真正能从病人利益出发,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是可以既能保证医疗质量,又能大大减轻病人痛苦,减少医疗费用的。协和医院外科率先进行科学实验,在四个病种明显减少了医疗费用(这四个病种是:术前无并发病的溃疡病胃大部切除术;无并发病的急性单纯性或蜂窝组织炎性的阑尾炎阑尾切除术;肾结核肾脏切除术;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分离术)。经过几个月的实验,他们进行了总结,向党委写出了报告。校党委于1965年6月1日批转了协和医院外科关于四个病种减少医疗费用、保证医疗质量的报告,提出大力开展“两减一保”活动。当时提出的是四句话:方便病人,减少病人痛苦,减轻病人负担,保证医疗质量。
三、效果
“两减一保”活动由点到面,由个别科的少数病种逐渐扩展各个临床科室和更多的病种。经过半年的实践,到1966年1月总结这个活动并向省委写出报告,据统计,当时协和医院有44个病种,同济医院有34个病种的医疗费用有大幅度下降。其中下降10%到30%的有8种,31%到50%的有36种,51%以上的有34种。如胃大部切除术由1964年6至12月平均每例的212元降为1965年6至12月平均每例的68元(以下时间同),脾切除术(选择性)由478元降为133元,单纯性甲状腺肿切除术由84元降为32元,剖腹产由144元降为64元。平均住院费下降30%左右。
医疗费用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医务人员为病人服务的思想明确,懂得了减少医疗费用的重要意义,医疗中能够全面为病人着想,工作主动性和责任心加强了;减少了不必要的输血、输液、化验检查和滥投药物;不断改进了医疗技术。因而,医疗费用虽然下降了,而医疗质量仍然得到了保证和提高。
减少费用,保证和提高医疗质量,本身就体现了减轻病人痛苦。除此之外,医务人员还处处关心病人,力求从各个方面减轻病人痛苦。各科室都十分强调及时诊断,及时治疗,及时抢救,以及解除病人痛苦。在治疗中,医务人员增强了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往往反复讨论,力求找出最经济、最少痛苦,又保护劳动能力的治疗方案。
在“两减一保”活动中,护理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终日接触病人,处处关心体贴病人,悉心护理,大大减轻了病人痛苦。褥疮,对于长期卧床不起的重危病人是很难避免的,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也很大。因此,能否避免发生褥疮,是衡量护理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两个附属医院的护理人员以她们的辛勤劳动,作出了基本消灭褥疮的重大成绩。协和医院内、外、骨、传染病科1965年1至12月收治重危病人666例,只有1例发生一度褥疮。两个医院1965年共收治重危病人1087例,褥疮发生率为0。64%。
在医疗工作中,由于各科室密切配合,强调了及时诊断、及时治疗,因而疗程缩短,住院日减少,使出院人数大增。协和医院历年出院人数为七、八千人,1965年为10500多人,同济医院历年出院人数为八、九千人,1965年达12800多人。
在“两减一保”活动中,勤俭办事的风气大大发扬。1965年,两个医院的燃料费、水电费等都有显著下降。后勤部门加强了废品回收,大大节约了物力和财力。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注意尽可能地节约一块纱布、一个棉球、一根棉签、一滴酒精、一滴生理盐水。夜深了,医生护士下班时,看到走廊上的灯还在亮着,就随手关了。所有这些,事情虽小,却反映出勤俭、节约的思想已深入人心。
在“两减一保”活动中,医患关系明显改善。由于医务人员对病人勤勤恳恳,热情服务,病人对医务人员也能体贴、照顾和谅解,关系更加融洽。
四、启示
“两减一保”活动由点到面,半年后,就在我校两个附属医院及全省、全市各大医院广泛开展起来。患者普遍反映,医院作风变了,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好了,医疗质量提高了。农村来的病人说,与过去相比,我们看得起病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老一辈的医务工作者谈起当前的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时,还深情地怀念“两减一保”的情景。
“两减一保”之所以深得人心,经得起历史检验,是因为它抓住了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个根本。正如省委批示中所指出的:这个活动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它符合面向工农兵这一社会主义卫生工作根本方针,符合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医院工作以病人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医院工作的永恒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医疗工作也逐步被推向市场。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机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任何一个“经济人”(法人或自然人),其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种利益机制在没有受到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制约的条件下,必然导致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导致利己主义意识的滋长。
卫生改革中,国家对非赢利性医疗机构的拨款减少,医疗机构则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体系,通过药品差价,以建立所谓“合理的补偿机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则着眼于引进竞争机制,出现“虚高”定价,为了推销药品,普遍以“回扣”、“红包”打开销路。医疗机构强调经济管理,加强成本核算,本意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实际上有些医疗机构,不适当地增设收费项目,加重了病人负担。部分医务人员对病人的服务意识淡化,在医疗工作中追逐个人物质利益,收受“红包”、拿“回扣”(转病人、使用药品、作特殊检查等),加重了病人经济负担和精神痛苦。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医疗卫生机构相应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卫生事业发展内在规律的运行机制是完全必要的;但鉴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和特点,不宜过度市场化,不应奢望通过市场解决一切问题。众所周知,即使在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拒绝让市场机制支配医疗卫生领域。按照市场经济理论,这个领域也充满了“市场失灵”。
医药费用的过快上涨,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央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提高卫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医务人员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遏制浪费。国家卫生部多次明确指出:把群众健康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为患者提供质量较高、费用较低的医疗卫生服务。
只要我们的医疗机构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卫生改革必然能为保障人民健康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故乡巨变
——返乡随笔
离休干部 李白超
老家的弟弟得了病;九十高龄的二姐盼望我回去见见面;从未回过老家、正在读大学的孙子很想“认祖归宗”;我也多年未回自然想回乡看看。善解人意的内侄高健自告奋勇,愿利用今年元宵节假期开车送我和他姑母回老家一趟,我一听非常喜悦,并决定正月十六(2月18)成行。
18日上午,风和日丽,车沿‘武麻高速’前进。走进巍峨的大别山脉,连穿几个隧道,这是新近通车的‘沪蓉高速’的一段。我想这条贯通祖国东西部的大动脉才通车我就赶上了,真幸运!当车在山洞行走时我的脑中不禁冒出两句诗:“龙腾时代多奇事,人在大山腹内行。”
太阳偏西时,车到我们鄰县寿县城边。我知道寿县古称寿春,是周代楚国最后一个都城;清代出了一个状元孙家鼐,他的学生光绪帝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一朝文官主,两代帝王师”。寿县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她的古迹和新貌,对我都颇有吸引力,但早上因故动身晚了点,要赶路,只有割爱擦肩而过。
傍晚时分,车子贴近我们凤台县的县城。先得过淮河。过去过河用木船摆渡,后来用轮渡摆渡,不仅制约308省道的运输,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到了汎期,河水暴涨,时有车辆掉进河里,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凤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人还是有志气的,1984年,县委、县政府决定要修建一条淮河公路大桥。但是建桥所需的一批特殊钢材无法解决,便派人去北京向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周传典请求帮助。周深知这个问题的难度,但他也深知修建淮河大桥是功在当代、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便决心帮这个忙。他多次找各地有关人商量、协调,建桥需要的高强钢丝、特殊管材和普通螺纹钢等都陆续得到解决,加上其他方面共同努力,使一座横跨淮河两岸的双塔吊索斜拉式公路大桥于1990年5月1日正式竣工通车,周部长也赢得了凤台人民的爱戴。我得知这些觉得非常兴奋并感到很欣慰,因为周传典及其长兄周茂溪都是我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的老师。他们的侄孙、原凤台县副县长、也是我的诗友周文龙,此时正在桥头等候我。我们见面非常亲热,他把他写的《钢铁征程—周传典传》赠我,我也把带来的一些书刊送给他。我们抢着说了些话,连他的家都没进就匆匆分了手。
车子在暮色苍茫中向我的老家一一风台县边界的金沟集方庄子急驰。路旁的陈集、刘集、宋拐子、新集、岳张集、观音庙……..等村镇,都是我们当年打游击经常出设的地方,一想这些名字就感觉很亲切。现在从车窗口隐约看到昔日的草房已经变成了楼房。真想下车去问问六十四年前的农民朋友还有谁健在?去找他们共叙别后情景、畅谈沧桑巨变!可惜时间紧迫,难以如愿。
车子到家时,明月已经爬上楼顶,家里人在村头迎候,大家见面都极亲热。走进五弟宽敞明亮的楼房,电灯、电话、彩电、冰箱、卷桶洗衣机等家中现代化的生活设施都很齐全,还有两大茓子稻谷、小麦和手扶拖拉机等,真令人高兴。我们稍事休息,侄儿侄媳侄孙便端出丰盛的饭菜。饭后,我便同躺在床上的五弟叙话。他喉咙长了个瘤子,正在治疗,花了不少钱,但他是小学教师,基本上都可以报销。我说了些宽慰他的话。夜已深,我想起,我们这一下来了六口人,要是在旧社会,家里是无法承受的,那时弟兄几人共盖一床破被,根本没有褥子….我便让侄孙带我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看到他们每人都有床、有被子、 有垫的,有几床被子还是新的,没有一个人跑到亲友家去借宿,我心中感到很畅快。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在村前、村后漫步、观察、端详。过一阵便把孙子方舟找来,祖孙二人沿村边走边说。我告诉他:“我们村几十户人家,过去住的房子都是门朝东的草房。现在草房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二层、三层的楼房,我真认不出来这是我原来的村子。”我俩出村向北走到河堤上,我指着眼前的河道平直、流水潺湲的河说:“这条河就是西淝河。1938年6月,蒋介石在黄河花园口炸开大堤,黄水没能淹倒日本人,却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的八十九万老百姓葬身鱼腹,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泽国,造成了大片黄泛区。西淝河河床被黄水挟带的泥沙淤高了,每年一到雨季两岸就闹水灾,长得非常繁茂的庄稼都被洪水吞没了。农谚说:‘庄稼不收当年穷’,于是农民的吃穿都发生了困难,有人外出逃荒,有人挎着筐子去讨饭。解放后,党和政府发动十几个县的农民来治理西淝河,‘见弯取直’,重挖了一条新河;还在入淮口修了个西淝闸;刚才你看到的村前又修了个电灌站。这样庄稼就能旱涝保收了。这里并把旱地改造成了水田,普遍种上了稻子,每年大米、白面都吃不完,谁还去种高粱呢!”我又指着村前不远处的铁路说:“这是为了运煤而修建的。我们这一带的潘集、谢桥、岳张集等地下都开采出了煤,这里的农民既务农、又做工,日子兴旺富足,真正告别了贫困。”话语较少的孙子,这时发出了赞叹声:“新旧社会真是两重天啊!”
我四弟的儿子儿媳请我们到他家去吃午饭。走进他近两年盖起的新楼房,真叫我们大吃一惊:楼上楼下使用面积约有三百多平方米,进门就有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大客厅,厅内有西餐桌、椅。卧室内有一米八宽的大床、床上用品、三层式的窗帘都很时尚。卫生间有电热水器,一年四季有热水用,因为楼顶上装有太阳能。特别是卫生间有抽水马桶,我这个八十五岁的老人,第一次在农民家中看到装有抽水马桶。我不禁夸奖道:“你们家庭真是城市化、现代化了!”侄儿说:“这是我们在外面打工学来的;楼房也是打工挣的钱盖的。”我们正在欣赏他家摆设的时候,鱼肉等菜已端上桌了。我们边吃,他们边陸续上菜,已把桌子占满了,还在上,只有摞在已上的菜碗上,又摞了一层,足有十大几碗。这使我有很多联想脱口而出:“你们的奶奶逢年过节时往往很为难,没有钱买这么多猪肉,只能做十来片肉、下面垫上菜端上饭桌。我们也只能请客人夹一两次肉就算了,剩下的留着招待以后的客人;正月初一吃饺子,奶奶也只能用面条代替饺子让家人们吃。你们的奶奶、爷爷如果看到你们这样的好光景,那该多高兴!你们过上好日子,要牢记共产党的恩情啊!”
我叔叔的独子传道初中毕业,是个有文化的农民。他的长孙去年在安徽大学毕业,分配到凤台县电信局工作,月薪四千多元,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他让孙子及其女朋友回来,同我们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吃饭中,传道说:“现在农民种地免了农业税,种地还可以领粮食补贴,中小学生学杂费、书本费全免了,住宿生还有补助,农民都办了医疗保险,六十岁以上的农民还可领养老金,困难的农民有低保,孤寡老人还能进敬老院,说明党和政府是处处为农民着想的。我们国家已经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富了也让人民分享,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啊!”我补充道:“我对历史有些了解,中国几千年来那个朝代农民的生活都没有现代农民的生活好。”在场的人对以上的议论都表示赞同。
“饮水思源”。现在的好生活,源于党的好领导,社会主义的好制度,也不要忘记为缔造新中国献出血汗的英烈。我向家人一再表述此意时,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为国捐躯的我的老领导杨金辉和战友们。1948年夏秋季,豫皖苏六分区颍上县是个游击区,一些知识青年听说河南等解放区的后方办起了高等院校,便希望去学习。经报名有五十来人,便编了一个队,当时的县委副书记杨金辉(我们当时都称他杨政委)等领导派我领队,带他们步行到位于界首的豫皖苏建国学院和位于河南宝丰的中原大学等院校学习。时间不久,便传来噩耗:我原来所属的队伍——颍上县西工委武装工作队,被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五团第五次大扫荡包围了,几次突围都未成功,结果全军覆没,杨政委等几十位同志都壮烈牺牲了。我极度震惊,十分悲愤。杨政委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身经百战,我们受他的教益颇多,对他都非常尊敬,他的牺牲尤其令我们愤慨。当时我便写了一首诗,以寄哀思。
悼杨金辉诸同志
百战沙场气若虹,大捷前夕痛牺牲。
伫看英烈腔腔血,染就河山一片红。
后来我返乡时,曾经到杨政委们牺牲的地方高汉庄祭奠过,问起当时牺牲的人数、姓名,当地人说不准确。后来听说在杨政委的故乡颍上县杨湖镇为他修了墓,颍上县也修了烈士祠。这次我决心带着家人去祭奠他们。车子到了颍上县城,县党史研究室的王主任等三位同志陪我来到杨金辉烈士墓地。我给杨政委献了花篮,致了悼词,大意是:您为民拼搏,为国捐躯,功德永垂青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和同来的人都默哀三分钟、三鞠躬。我也到烈士祠对我的老战友鞠躬致敬,表示:“你们为国捐躯,高风亮节永耀人间,我这个幸存者,只要一息尚在,决不停止为国效劳,以稍补你们的遗愿。”
祭扫后,驱车到龚集二姐家。她原来住的草房没有了,搬进了新盖的楼房。她身体显得衰老,但精神尚好。姐弟两人见面,她喜欢得流泪了,问这问那,说个没完。我对她说:“俺父亲一再讲,从他记事起,我们家族没有一个人活过六十岁。您我都大大超过六十岁了,如果不是新社会,您我都早入土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这时我老伴塞给她一叠钱。我说:“买点好的吃,好好保养,争取多享几年福。”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
最后一天,我和家人给我祖父母、父母和叔叔、婶婶扫了墓,便告别故乡,返回武汉。途中思绪万千,遂成诗一首:
浪迹天涯六十年,归来梓里不胜欢。
千秋淝水改新道,万顷泛区变沃田。
幢幢白楼代蓬荜,家家丰泯饥寒。
桃红麦秀春光好,鹃语如夸换世间。
“生我的是娘,教我的是党”
孙志强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前夕,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学习《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粗浅体会,向党汇报。
我的一生,可以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话来概括:“生我的是娘,教我的是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命运的转折点
我的老家在上海浦东一个小镇——塘口镇,全镇只有孙、徐两个大姓。20世纪20~30年代,我家祖父辈相当于作家茅盾笔下《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祖父兄弟两人在镇上各开了一家杂货店,店名各为东恒泰和西恒泰,后来先后破产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烧光。我父亲在上海商业学校毕业后到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后调到南京和徐州分行工作,并升任为襄理,全家生活尚可。但好景太短暂了,1934年6月父亲病逝,我到9月才出生,人称“遗腹子”。全家顶梁柱一倒,7口之家(大姐姐才13岁),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大哥小学未毕业业就到上海当学徒,一个小姐姐得伤寒病去死,大姐、二姐一到年龄就出嫁,我和小哥跟着母亲过着更为艰难的生活,流离失所,倚人篱下。我小学毕业后,初中只读了上学期,就失学在家,前途渺茫,时年15岁。
1949年5月下旬某一天,大批国民党军进军驻我们小镇,我家(租住屋)也挤满了“国军”,半夜,“国军”全部撤走。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只看到许多衣着很差的军人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出发,对我们很客气。后来听说,他们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两个新名词,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清新的印象。从此,每天有两位解放军战士,走过我家门口渡江去浦西(上海县政府所在地),实际上是在开辟地方工作。1954年上海县政府在闵行举行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大会上,主持人宣布“县委书记讲话!”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县委书记就是几年前每天路过我家门口的两位解放军“战士”之一。
1949年10月16日,经我表哥(曾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介绍进了上海德成工厂(现上海人民电器厂的前身,资本家是很早受共产党影响的上海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工作,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经历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五反运动的教育,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产业工会。特别是在本厂五反运动中揭发出的资本家利用工人科技知识贫乏,偷工减料,使用劣质材料制造仪用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卖给国家,严重影响了国家电网建设的质量。我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工人必须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当家作主,识破资本家的骗局。
二、为祖国工业化而奋斗——读中专,加入中国共产党
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党和政府在改造旧教育制度过程中,提出教育要向工农子弟、工农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产业工人开放(《中共党史》二卷,第151页)。在这种背景下,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原上海沪江大学(教会办的大学,在上海军工路)改为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专收工农干部和青年产业工人。我不顾贫困母亲的坚决反对,毅然放弃比较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报考了该校。1952年11月2日,工厂专门举行欢送会,送给我“为祖国工业化而奋斗”的锦旗(我一直珍藏到“文化大革命”,才将它用作枕头套,实在遗憾),身戴大红花,平生第一次坐“的士”,由厂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亲自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报到。1953年9月,我随该校电机专业的一个工人班(共56人)转到新成立的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学习。我们带头住工棚(该校正在基建),利用暑假,义务为学校安装全校有线广播系统一直通到教室,安装实习车间的机器设备,不要公家一分钱,不吃公家一顿饭。我当时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并于1955年5月7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在学习上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团队学习,实现“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口号。我们还自己创作了一首班歌,互相鼓励,其歌词是:“金色的太阳放光茫,我们来自四面八方,咳!为了祖国工业化呀!我们携着手儿向前进,一定要攻下科学碉堡,一定要攻下科学碉堡!”1956年7月,全班56位同学全部毕业。
三、“向现代科学进军”——保送到华中工学院电机系
我们毕业前夕,上级决定,可以选派10%的优秀毕业生(自愿),保送入高等学校深造,1956年9月,我们全校共保送30名优秀毕业生来到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现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学习。我当时任一年级党支部委员、电机大班(5个小班)党小组长和年级团总支书记。
当时正值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后,党还提出了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党史》二卷,第383页)。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及其精神的学习贯彻,使我更加雄心勃勃,不仅要大学毕业而且要争取“留苏”(留学前苏联),“野心”可谓大矣!但不久,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降临华工校园。我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繁重的社会工作影响了我的学习,情绪开始低落。特别是1958年的“教育革命”:“插红旗,拔白旗”, 学生批判老师,否定理论学习,片面强调联系生产实际,我迫于(班上同学)压力,将自己买的许多书拿出去“展览”以示与“白专道路”决裂,使我更加反感,我成了“革命对象!?”。我当时想,大学不学理论,那我放弃了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从工厂来到大学干什么?不如回工厂当工人!非常苦闷。更为严重的“大办钢铁”运动也降临到华工校园,我校南一楼后面的树林,成了“小高炉”集中地,浪费惊人。好在时间不长,随着党中央“纠左”工作的开展,当时校团委书记在全校广播,号召广大师生“要认真读书!”,华工校园一夜之间恢复了平静,尤其是贯彻党中央的八字方针和“高教60条” ,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教学质量迅速恢复和提高。
四、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倾”——实事求说真话
1959年,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当上了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久,参加了校党委扩大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我在小组会上实事求是地了些真话。原因是:1958年秋,全国开始粮食紧张,根据湖北省委指示,各大专院校组织学生“运粮队”赴应城运输粮食,毕志强(时任系办公室主任)任总领队,我任华工分队队长,历时两个月。我亲眼目睹了“丰产不丰收”的景象:农民都去“大办钢铁”了,水稻倒在地上无人割,棉花无人摘、地上一片雪白,花生无人挖已发芽等严重浪费现象,对“三面红旗”产生了怀疑。我在小组会上说:“粮食高产是用重积分积出来的,‘三面红旗’宏观看成绩伟大,微观看问题不少” 。我的发言很快登上了会议《简报》,我很紧张,好心的同志劝我“不要瞎说”,我也没有被批判(小青年教师)。1960上半年到湖北省委党校进修《中共党史》并参加了“反修”大辩论,1960—196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中共党史》,1964—1965到湖北恩施参加“四清运动”,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山区农民的贫穷落后面貌,后来我在招生工作中,招收湖北利川县学生刘建平(现任湖北大学副校长)和贵州省桐梓县学生娄勤俭(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现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均与此有关。
五、“文化大革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基本的党性原则
“文革”开始,我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潮流,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校内外的派性之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厌倦派性斗争。军工宣队进校后,我虽然是政治教研室“勤务组”组长,实际上是个傀儡。但仍坚持了最基本的党性原则,如:有一位哲学老师(曾坚决反对在党的九大党章中写进林彪作为“接班人”),在笔记本上写了正在思考的10个问题,如“按劳分配、物质鼓励与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关系?”等等(他当时给我看过)。军工宣队进校后,他主动将笔记本交给了军工宣队,从此引发了对这位哲学老师的“大批判”。为了定性这位哲学老师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全体教职工整整讨论了两个星期,仍无结果。最后,军工宣队的某位副指挥长在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宣称:“凭这10条(即上交的笔记本上的10个问题)就可定为反革命!”我立即针锋相对地反驳:“凭这10条,就不能定为反革命!因为,第一,这个笔记本是这位老师主动交给领导的,是对领导的信任,是组织观念强的表现。第二,这10条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这怎么能定他为反革命呢?”,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会议怎么收场的,我记不清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可能我的发言起了一定作用。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当时许多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粉碎“四人邦”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共党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点,我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和同事们一样,全身心地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研究和改革,从助教到教授,从党支部书记到党总支书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95年3月退休。
我退休以后,曾受到教研室的返聘,我深表感谢!1995年秋,受聘任东湖大学副校长,后因办学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辞去副校长职务。1996年10月,校领导决定成立教学顾问组,聘请10位离退休教授任教学顾问,我是其中之一,并任文科小组组长(到2009年9月止)。校教学顾问组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议,参与评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工作,学习,反思,适当写作”。除了努力完成教学顾组集体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并写点心得体会。我在图书馆借阅图书251本次(仅根据2003年以后的图书馆电脑显示),报刊杂志复印资料287份,购买图书61本(合计人民币1267.30元),复印专著文献43份,系统摘录(自己打字)专著文献11份(以上均为自费)。2005年10月,我随当时教务处常务副处长、校教学顾问组组长和另一位顾问组成员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督导工作会议”,我的论文《关注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现实问题》(综合了顾问组集体调研成果)收集在《全国高校教学督导论文集》中。我在校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有:《教学也是学术》(2011年5月9日第391期)、《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几点建议》(2010年11月29日第374期)、《让学生从“观众”升格为“演员”——进一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教学理念的几点建议》(2009年6月22日第326期)、《新生应正确处理好的八个关系》(2008年9月15日第293期,这篇文章被武汉晚报记者作为“记者采访“抢先以《老教授8大建议赠新生》为题发表在2008年9月5日《武汉晚报》“教育”专栏上)、《培养科研能力应贯穿本科教育的全过程》(2001年9月24日第44期)。此外,在2010年,我校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意见稿)而开展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中,我的《提倡讨论式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论文刊登在校网主页“教育思想大讨论”专栏上。2010年6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学风教风建设工作简报》第14期上,独稿刊登了我的《充分发挥教师在学风教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一文。上述工作,我虽然努力了,但离校领导对我的要求,离广大师生和校教学顾问组对我的要求相差甚远,我要继续努力。
以上是我参加工作60年来,与党同呼唤,共命运,心连心的回顾,作为学习《中共党史》(第二卷)的体会,以实际行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
衷心的纪念
辛克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共产党员、美术教育工作者和专业画家,十分感激党的长期教育、培养和关怀。出生极为贫寒的我,不仅在美术创作上取得一定的成果,而且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与我的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均为大学教授,可称为典型的“教授之家”,党对我的恩情是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
我四岁时父亲在外去世,父亲因参加进步活动与母亲结婚后就外出与母亲断绝联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孤儿寡母,全靠母亲教小学和帮人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我小学还没毕业就遭受失学的痛苦,全靠父亲一位生死之交的友人资助,使我就读于私立储英中学,12岁住在学校。1949年广安解放后,女中校长的地下党员谭楚白像慈母一样,不仅在学业上、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而且还教育我如何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949年,广安解放后,是党使我顺利的读书上高中、大学,成为一位画家和大学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画家的社会意识以及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始终不渝地扎根于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沃土。我虽古稀耄耋,仍坚持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挥洒丹青为人民。
1958年5月我放弃了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和在大城市任职的优越条件,主动报名到鄂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支援文化建设,一干就是27个春秋,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正是在恩施山区的生活体验、使我在1959年,24岁时创作的国画《万丈天涧送飞泉》,作为湖北省入选纪念建国十周年在新落成的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六幅中国画作品中唯一的一幅人物众多的人物画,展出后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人民日报》、《连环画报》(封面)、《湖北画报》、《湖北日报》、《中国建设》(英文版)等多家报刊发表;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60年、1961年出版为年画向全国发行一百多万份,深受专家及人民群众的好评。相继,我创作、发表和出版了《喜看河水上高山》、《工改图》、《万山红遍》、《女炮手》等一系列反映和歌颂山区人民战天斗地改变山河的画面。正是湘鄂西无数革命先烈和山区人民的革命故事深深的教育和感动了我,使我1964年创作了年画《革命家史代代传》参加全国美展后,1955年、1966年两次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出国展出,多家报刊发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成年画面向全国发行几十万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相继我又创作了《军长与战士——贺龙元帅的故事》、《我要当红军——贺龙元帅与山区小朋友》及创作的连环画《清江壮歌》反映何功伟烈士及战友在恩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故事,以及为纪念建党60周年参加全省美展在1981年创作的《叶挺——1942年软禁在恩施》和2000年创作的《浩气长存——湖南桑植县洪家关贺龙元帅故居》的山水画荣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金奖。杨叔子院士为我画集出版这样写道:“辛克靖教授是我校的知名教授。他二十四岁风华正茂时,毅然投身于湘鄂川黔交界的鄂西山区文化建设,走遍了湘鄂川黔交界的丛林山寨,与少数民族感情交融,坎坷曲折,无怨无悔,困苦化为沃土,艰难变为肥料,二十七年茁壮成长,而后一直向往西部,情系西部,情系山区。他热情讴歌西部,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美术作品,获得了一系列的奖励和荣誉”。
在美术创作上,立足民族传统基础不动摇,在画理画法上加术继古融西,把中国传统经典与西方艺术精华相融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力求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成果,而不断探索创新。1980年后我又从人物画创作转向山水画创作,特别是探索将美术与建筑艺术这两门视觉艺术相融合,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将写实与写意相融合,在山水画创作上既表现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而且还刻意表现少数民族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原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同志在为我出版的《民族建筑线描艺术》和《中国少数民族建筑艺术》两本书的序中称,前者是“弥补了我国民居研究的空白”,后者是“中华建筑文化的一个基因图谱”。所创作的表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客家土圆楼的山水画《奇葩的客家土楼》,于2007年10月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一项国际大奖“首届人类贡献文化艺术类美术金奖”。
我个人的成长和党的发展休戚相关。其实何止渺小的我,12亿中国人民,无不与党的兴衰荣昌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开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始蓬勃兴起。世人瞩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颂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离休干部 吴 江
南湖一棹启航舟,劈浪扬帆九十秋。
旗举镰锤多壮士,书传马列自西欧。
平分土地均贫富,星火苏区漫野篝。
北上长征史无例,雪山草地应回眸。
军民抗日长城伟,烽火疆场热血流。
每有腥风惊戎梦,终看晓月挂卢沟。
复求解放重征战,三座推翻永自由。
百万雄师乘舸下,金陵王气黯然收。
中国人民站起来,从此不再受躏蹂。
天安门上红旗展,建设河山新绸缪。
国富民强兴经济,改革开放赖良猷。
时逢建党九秩日,繁荣昌盛满神州。
犹念台湾悬未归,中华有待补金瓯。
千辞万曲歌我党,祥云瑞气绕诗俦。
七律(一)
欣逄党建九十年,万里山河喜庆添。
全党全民歌祖国,各行各业颂尧天。
承前启后开新景,继往开来赖众贤。
为我神州兴特色,辉煌再创更加鞭。
七律(二)
敢教日月换新天,党建九十铸巨篇。
经济腾飞歌鼎盛,城乡富裕舞遍跹。
山河已补金瓯缺,陆岛终将玉镜圆。
几代丰碑彪史册,九十年胜五千年。
党培育我成长(古风)
沈宗芳
生在战火纷飞年,天灾人祸苦相连。
庆幸来了共产党,翻身解放见青天。
是党送我进学校,大学毕业即派迁。
服从需要作教师,勤奋工作力争先。
一心一意跟党走,克服困难永向前。
小康路上不停步,幸福生活甜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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